不久，沈人骅被调进位于贵州遵义深山里的军工厂，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夫妇俩天不亮就得起床上班，到夜里12点才能回家，只能把儿子托给邻居照顾。直到1979年，周秉德父亲的问题才彻底澄清平反。

谈起伯伯和七妈的爱情，周秉德拿出周恩来和邓颖超那张甜蜜的20年代合照，她感慨地说：“看看他们俩，多好啊！七妈告诉我当时用这么亲密的姿势拍照，就是一种革命了。”周秉德还记着伯伯和七妈之间那些浪漫的通信。

当时周恩来在苏联，邓颖超给他写信说：“来：带给你的水仙花和家书一封，想已到达，阅后有何感想？你忙得怎么样，觉要多睡，酒要少喝，澡要常洗，这是我关心惦记的，回来要检查哩。”

“超，西子湖边飞来红叶，竟未能迅速回报，有负你的雅意。忙不能作借口，这次也并未忘怀，只是懒罪该打。”

1951年3月23日，邓颖超写道：“不像情书的情书，给我带来了喜慰，先寄语桃、李、海棠，善备盛装迎接主人呀。”当时邓颖超在杭州，周恩来在北京。周恩来3月31日回信：“昨得你23号来信，确实写得不像情书，陆璀答应我带信到江南，我当时戏言，俏红娘捎带老情书，结果红娘走了，情书依然未写，想见动笔之难……”

周秉德笑着感慨：“是不是没想到，周恩来也是个浪漫的人吧！”

不留一块墓碑

1967年周秉德出差到北京，到西花厅去看望伯伯和七妈。那时她就已经心酸地发现，伯父的脸变得极瘦削、憔悴，原本炯炯有神的双眼布满了血丝。“吃饭也是胡乱几口，之后就急匆匆地去办公室忙碌。”

到了1975年5月的一个下午，周秉德接到伯父病重的电话，心急如焚地要去医院探望，却被七妈一再地阻拦了。“七妈说中央有规定，为了保证治疗，只能拨通病房的电话跟伯伯说上几句话。电话里伯伯的声音听上去平静从容。他的嘘寒问暖被我很急躁地打断了，我当时很难过，只是一直追问他：是否跟护士询问过他的生命还有没有一年。伯伯很轻松地安慰我，说那只是开个玩笑。我在电话里都快哭了，我说玩笑也不应该讲，您是要长命百岁的！”电话那端传来伯伯和蔼而平静的声音：“你是共产党员，是唯物主义者，人总是有那么一天的。想开点，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