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好景不长，前苏联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协议，只执行了1年多的时间，就出现了大问题。中苏两党出现政治分歧，并进而扩大到国家关系的恶化。赫鲁晓夫在1959年访美前夕向中共中央发来一封信，改变了原来协议的承诺，他在信中说苏联正与美国、英国进行禁止试验核武器协议的谈判，为了避免谈判受到影响，不利于达成协议，苏联政府决定两年内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前苏联在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方面从一开始就是相当勉强的。在讨论了苏共中央的来信以后，毛泽东相信，前苏联即使在两年以后也不会执行有关协议。意料之中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960年7月16日，前苏联完全撕毁了协议并正式照会中国政府，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尽管中国政府一再挽留，但此时的赫鲁晓夫态度坚决，一意孤行。1960年8月23日，在我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00多名苏联专家全部被撤走回国，并且把重要的图纸、计划和资料全部带走。特别严重的是，前苏联原来援助中国建设的核工厂，有的建设了一半，有的还未完全建成，并且停止向中国提供原来订购的配套设备。这使中国大批在建项目陷于停滞状态，造成极大的损失和极艰难的困境。有些人藉此认为这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断言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来”。

毛泽东在此严峻形势的压力下，审时度势，决心克服种种困难，依靠自己的力量使中国成为核国家。他发出“只有一条路，自己动手，自力更生搞出原子弹”的口号。他又指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核工业战线的广大科技工作者顶住压力，自强不息，不断攻克难关，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果。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此时，企图扼杀中国核工业的赫鲁晓夫也下了台。毛泽东风趣地说，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是给赫鲁晓夫发的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啊！

三、就是当掉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撕毁协议，给中国造成巨大的困难。雪上加霜的是，此时中国发生了3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遭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局面。

在此严峻的经济困难时期，对是否继续研制原子弹，中央领导层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继续研制下去；另一种意见是暂时下马，等经济好转以后再研制。中央领导对此进行了多次讨论，周恩来和陈毅、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等老帅，坚决主张继续，陈毅有一个代表性的说法: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林彪当时在召见研制核武器的科技人员谈话时，也有一句鼓励的话: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原子弹烧响。也有人主张先集中人力、财力把经济搞上去，再上马搞原子弹，更为稳妥和有效。

1961年10月9日到11月初，张爱萍副总长受中央的委托，会同当时的国家科委副主任刘西尧、核工业部部长刘杰等人，进行了调查研究。

1961年11月14日，张爱萍等人向中央送上《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基本情况和急待解决的问题》的报告。此报告的中心内容是，根据原子能工业目前的建设情况，1962年是关键一年，只要中央领导同志亲自领导、亲自负责，其他各项保障跟上去，采取保重点的办法，1964年研制成核武器、并进行核试验是有可能实现的。经毛泽东亲自批准，最后决定，研制原子弹还是继续进行。

经过1961、1962两年自力更生的实践和艰苦工作，我国核工业建设，有了很大进展，在调查研究、分析情况的基础上，核工业部在1962年9月正式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由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这个报告，为了加强对原子弹研制的领导，中央组建了两弹最高领导机构，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委员，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刘杰等为委员。上报了毛泽东，此报告毛泽东于1962年11月3日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成为动员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齐心协力，为实现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而努力的动员令，发挥了巨大的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