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十一届三中全会

——社会主义时期的遵义会议

一、“文革”的结束与“两个凡是”的桎梏

（一）“文革”结束后的民心所向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人们早就对“四人帮”极其痛恨，希望尽早结束社会动乱，把我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这股猖獗十年、祸国殃民的政治势力终于被扫除掉，真是大快人心!各地一连数日举行集会、游行，人们载歌载舞，沉浸在多年未有的欢庆之中。

压抑已久的中国人们急切地期待着中国能迅速摆脱困境，迈开大步向前进。但是，由于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左”倾错误的长期影响，尤其是10年浩劫留下的后果十分严重，要在短期内消除这场动乱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是很不容易的。中共中央首先着手恢复党和国家的正常秩序，对受迫害的干部、群众进行平反，特别是澄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是非，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要求。

（二）“两个凡是”与邓小平的复出

历史的发展从来都不是笔直而又平坦的。中国人民思变的希望很快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打击。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同时发表的社论却提出“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按照“两个凡是”的观点，“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打倒刘少奇、批邓、打倒一大批老干部，把人民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活动，定为反革命事件等等，都要“坚决维护”。以阶级斗争为纲，也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所以要“始终不渝地遵循”。这种对毛泽东生前的决策和指示拒绝作任何分析的观点的出现，说明长期以来“左”的指导思想还未从根本上改变。

“两个凡是”提出不久，1977年4月，尚未复出的邓小平在给党中央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此后，他多次在不同场合批评“两个凡是”。陈云等一批老同志也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抵制“两个凡是”的推行。

在全国局势逐步稳定的基础上，在全党的要求下，1977年7月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邓小平复出后，主动要求分管教育科学工作。他否定了曾得到毛泽东批准的“两个估计”（即建国后十七年教育战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肯定新中国成立后科教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就，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使知识和知识分子重新受到重视，开始了科教领域的拨乱反正。在邓小平的努力下，1977年秋，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得以恢复，当年有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共计570多万人参加了考试。虽然按当时的办学条件只录取了不到30万人，但是它却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重新拿起书本，加入到求学大军中去，在广大的最富热情与激情的青年人中，点燃了新的希望。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1510人，代表全国3500多万党员。这次大会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因而没有从根本上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十一大虽然没有完成“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制定新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任务，但邓小平重新当选中央副主席，并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对中国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78年2、3月间举行了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国家政权机关和政治组织的重新恢复工作，对于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改革开放的领导集体的组织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文革”后的困境与徘徊

由于党内对“文革”思想分歧严重，致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间，党和国家的工作依然在以往的轨道上滑行，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没有从指导思想上彻底清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现历史的转折，而是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架内“抓纲治国”，结果导致在前进道路上出现徘徊局面。当时的时代环境和社会心理都热切盼望中央从指导思想上彻底清理“文化大革命”时期 “左”的错误，在总结以往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探索出一条能使生产力得到更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快提高、国家能更加富强的新道路。

二、真理标准大讨论吹响了拨乱反正的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