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央工作会议

（一）工作会议的召开与原定议程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这次会议共开了36天，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

按照原来的设想，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主要是讨论经济问题。当时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于11月10日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式上宣布会议的三项议程是：一，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问题，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二，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在宣布这三项议程的同时，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

既然“中心思想”是要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那么首要的就是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尤其是要端正党的指导思想。然而华国锋所宣布的三项议程都只是经济问题，而且他在讲话中既没有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又未否定“两个凡是”。这里，华国锋一面说重点转移，一面又不愿涉及“左”的指导思想，这也正反映了他认识上的矛盾。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建议最早是邓小平1978年9月提出的，华国锋接受了这一建议。当然，华国锋接受这一建议也还有自己的想法，他也希望全国人民努力生产，加速实现8年规划和23年宏伟设想。但是，他毕竟是以维护毛泽东晚年错误为己任的。因此，他想在不纠正“左”的指导思想，不批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路线和政策，不平反冤假错案的情况下来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这是自相矛盾的，也是无法实现的。如果按照华国锋的这种指导思想召开三中全会，就不会有历史性的伟大转折。

（二）经济工作会议转向为拨乱反正会议

华国锋致开幕词后，许多同志对工作重点转移的提议热烈拥护。但与此同时，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也在思考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工作重点转移。11月11日召开了第一次小组会议，谭震林大胆提出，进行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先要解决一些问题，如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百万雄师”等问题要不要解决？我看应该解决。

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率先“放了一炮”。

陈云说，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一致主张，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我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

陈云指出，华主席说，对于那些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进行细致的工作，妥善解决。我认为这是很对的。但是，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对此，中央应该给予考虑和决定。例如：所谓薄一波等61人是叛徒的问题；关于一些所谓自首分子的党籍问题；陶铸、王鹤寿等人的专案问题；彭德怀的问题；天安门事件的问题；康生问题。

陈云提出的6个问题，实际是涉及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的重大问题，立即得到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大家群起响应，使会议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

当天，大会简报印发了陈云同志的发言，他的发言在与会同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使会议气氛立刻变得炽热起来，从而改变了会议议程。在与会者的强烈要求下，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终于作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等错案平反的决定，解决了一批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接着，会议对真理标准问题上出现的意见分歧进行讨论。经过思想交锋，会议要求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呼声更为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