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利益逐渐多元，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渐成气候，不同阶层群体之间协调的难度加大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结构是相当单一的，我们约定俗成称之为“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而知识分子阶层是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所以整个中国社会结构实际上就是两大阶级。至于那些地富反坏右是我们要割尾巴和专政的对象，是不属于人民这一大范畴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两大阶级在本质上没有利害冲突，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而且我们当时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相似性，使他们更加趋于同一。举例来说，我们的工人进入工厂工作，按照国家下达的生产任务在车间生产产品，生产出来后国家统一收购走，然后发给工人工资让他生活，给工人建工人新村让他居住，老了国家给养老；农民虽然工作场所不一样，但其模式大致差不多，在集体的土地上，按照国家下达的种粮任务播种，让你种玉米你不能种小麦，秋收后给国家上缴公粮，不给农民发工资但是给你留口粮，还有一些余粮让你卖掉换钱好买油盐酱醋，同时给你宅基地盖房子住。我们注意，这种模式形象地说明，不论工人也好，农民也罢，他们获取利益的途径是基本相同的，都是党、国家、政府给与的。

这样一种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模式，客观上造成了中国社会是一个高度一致、高度团结、高度统一的社会，党和政府一声令下，确实能做到“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境界，真正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用。过去那句话：“社会主义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渐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这些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如果仅仅是自发出现，那也没什么大不了，自生自灭罢了。我们过去社会中也有一些不同阶层的残余，不认可他们也相当于名存实亡。但这一次不一样了，他们不仅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的政策扶持和催化的。我们的前总书记江泽民在2001年的“七一”讲话中说得更加明确：“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我们知道党的总书记的讲话是党的文献，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文献中承认了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和存在，并且还给与了他们明确的政治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但是这一承认，说起来容易，要体现在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中却不那么容易了。我们知道，不论阶级也好，阶层也罢，在社会学中其实是同一个指向，在英语中就一个词CLASS，其核心内涵差异就是获取利益的途径和方式不同。也就是说，不同的阶层和利益群体有着不同的获取其利益的途径与方式，这些途径与方式在很大的程度上甚至还可能是冲突和对立的。尽管我们可以义正辞严地说，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同阶层之间不存在根本的矛盾，但直接的矛盾肯定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私营企业主获取利益的途径肯定与其企业内的农民工获取利益的途径相矛盾。近些年珠三角地区闹“民工荒”，为什么？就是因为农民工的工钱太低，十多年来基本没有增加过，一直是六百多块钱，很明显与当地经济发展的水平不相适应。农民工们不干了，没有其他的申诉和维权手段，用脚投票总可以吧。那为什么不给增加点呢？企业老板说了，不能加啊，再加我们就赔本了。本来就是劳动密集型的小本生意，靠的就是廉价劳动力，如果劳动成本增加了，老板就只好破产了。这如果是在过去的计划经济年代，你敢欺负我们劳动人民？马上给加工资，否则就别干了。政府一句话，问题就摆平了。但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过分的行政命令就不合适了，毕竟劳动力的价格还主要是由市场决定的。而且人家那些私营企业主也会嚷嚷，你农民工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我企业主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这说的还是新兴社会阶层和传统社会阶层之间新出现的冲突。其实随着社会的变革，原有的社会阶层内部也发生了巨大的分化，昔日可能都是同样的工人阶级兄弟，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变化，你伴随企业改制叱咤风云成为了董事长、总经理，我转岗分流、下岗不能再就业沦为了“4050”人员，天壤之别导致的心理上的巨大反差会引发更剧烈的冲突与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