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问题是深圳能既容纳这么些中低层的人员而又去建设一个以香港为范本的高度发达的现代城市吗？事实上深圳现在已经开始考虑通过产业升级转移来消化这样的人口积聚。姑且不说深圳能否做到这一点，更严肃的问题是深圳可以把劳动密集产业转移到深圳之外，中国社会能把密集的劳动大军转移到中国之外吗？

政改最基本的逻辑就是，一定要问清楚为谁的利益而改，为谁的权利而改；公平正义最起码的底线是，允许你有发展的权利，但你的发展不能以剥夺我的生存为代价。

那么，面对这样的逻辑要求与现实状况，深圳准备怎么改？深圳又能怎么改？

从深圳一个区域的先行先试改革就可以看出，最为关键的是，中国下一阶段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政治体制改革如何才能真正走向实践的问题。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决心、需要勇气，更需要策略、需要基础。空洞的口号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于事无补。只有真正搞清楚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的主体培育、利益格局、技术准备，真正弄清楚消除阻力的方式方法，才可能为务实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可操作的路径图。

（四）政治体制改革的三大要点

那么什么内容的、什么程度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需要，能推进和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政治体制改革呢？回顾改革历程，遵循改革规律，破解改革难题，我们可以说，适应下一步中国社会改革深化要求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破题。

一是规范权力。

政治权力是保障一个社会稳定有序不可或缺的要素，任何弱化政治权力的做法不仅幼稚、甚至有害，尤其对于一个正在快速发展和转型中的大国来说，强有力的政治控制力是福不是祸。但是信任权力不等于放纵权力。

这些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在这方面是有教训的。比如，失范的权力制约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完善。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比如转换政府职能、培育非政府组织、鼓励媒体监督，辅之以现代技术进步的依托，比如互联网带来的公开化、透明化等等，把权力装进法治的笼子，让它服务于社会而不能凌驾于社会，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真正的开始。

二是保障权利。

这些年来在中国社会运行中出现了诸多让人费解的现象。比如，经济领域民营企业家“不找市场找市长”，甚至于到最后“不找市长要当市长”，企业家关心的不是经济运行而是政治背景，总想为自己戴顶红帽子；又比如，一方面是经济高增长，GDP大膨胀，另一方面却是老百姓“三难”，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经济增长速度与生活改善状况极大反差；还比如，大学生没有找到工作但在教育部门的统计表上已经“被就业”了，水价上涨原来是居民已经被自来水公司董事长“代表”了，以至于有人戏称中国社会进入了“被时代”。所有这些现象看起来互不关联，其实背后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正当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企业家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平等经营的权利缺失，只能在非经济领域去补偿；社会公众的基本福利被漠视，只能勤劳而不富有；既然逃不脱被别人“被”的命运，何不“打打酱油”自我安慰。

可是当这些不正常的现象通过不得已的方式得以暂时缓解的同时，其实是给未来社会健康发展埋下了雷区。社会发展其实就是公民权利清单被不断拓展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有赖于政治体制的跟进。因而，有效保障社会公民的权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性要求。

有的同志寄希望于一个聪明、慈祥、全能的大家长来保证社会财富的分配公平正义。其实，再聪明的家长也有犯糊涂的时候，再慈祥的家长也难免有偏心的可能，面对错综复杂的利益诉求，所谓全能只能是痴人说梦。更何况如果这个家长有些私心只顾自己不顾他人麻烦就更大了。所以，真正可靠的还是让社会群体通过宪法赋予的权利自己去维护自己的利益。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特别是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通过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让广大群众更好地参与管理基层公共事务，等等。

不过，汲取这些年来中国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教训，做到这些还稍嫌不足，我们还应该再往前走一步。这就是当政治体制说要保障权利的时候，一定要讲清楚保障谁的权利，保障什么样的权利。没有后面的这明确界定，保障权利就不仅是一句空话，甚至还是一句谎话。

之所以要分得这么清楚，是因为现代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与权利，固然不必然是对立与冲突的，也不全然是一致和互补的。很多的时候某一群体的某种权利的实现是以其他群体的另一种权利的丧失为前提的。在现代社会发展中，为了城市化拿走了农民的土地让他们成为了失地农民；为了国际贸易中的低成本比较优势，进城务工人员只能拿极低的工资；为了企业的高效率，一大批工人下了岗。可是，所有这些中下层的民众，他们依然有着神圣的求生存与求发展的权利。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去增进他们本已经贫困的权利，而不能去掠夺之。我们经常讲特色，这正是中国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特色”所在。

三是构建新的政治合法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