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锤炼信息时代的执政新方法

伴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中国社会进入了信息时代。信息时代有信息时代的特点与要求，信息时代的一切行为模式都不可避免地要打上这一时代的印记，政党的执政行为及其能力建设也不例外。无论是提高党领导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社会发展的能力，还是改进党承担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都要充分适应这一时代的变化、尊重这一时代的规律、体现这一时代的要求，科学执政要有新举措，民主执政要有新突破，依法执政要有新进展。

（一）信息时代是各类资讯无障碍快捷传播，社会运行越来越开放透明的时代，对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出了新要求，科学执政要有新举措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党在90年的发展历程和60多年的执政实践中不断总结形成的，这一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基本适应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社会实际的。比如在过去的时代背景下，信息的获取与掌握呈“倒金字塔”状态，决策层越高，掌握的信息越及时、越充分；信息的传递则是“正金字塔”状态，从高到低层层逐级传达。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不同地区的那些具有相同利益诉求的群体之间的交流相对比较少，社会活跃程度没有充分发育。仅从信息占有决定决策质量来看，这就使得执政者在正常情形下做出的决策确实要优于其他群体。而且执政者也比较容易出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策，即使有一到两个地区或群体之间有不同甚至反对的意见，但由于相互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联络，也无关大局，成不了气候，影响不了既定政策；即使社会上出现了突发事件，也比较容易封锁消息，把影响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之内，然后慢慢寻找对策。

但是进入信息时代后，这种执政方式和执政理念已经很难再奏效了。信息化的发展、特别是网络技术的进步，把整个地球缩小成为了一个“地球村”。在网络中，空间彻底消失了，边界不复存在了，地位、身份、层级不再具有实际意义，无论咫尺还是天涯，无论是最高决策者还是社会普通群众，都可以无障碍地出现在同一个平台中。信息可以方便地获取，信息也能迅疾地传播。这样开放的技术状态直接导致相应开放的社会状态，公开、透明日渐成为了信息时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也成了在信息时代执政的最基本要求。

任何执政者都必须要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迅速做出决策，其决策结果又必须直接接受社会大众的评判与检验。但是现在的情形是，执政者对某一项社会政策的决策所依据的信息与社会大众所拥有的相差无几，甚至出于体制摩擦和机构延滞，其信息获取的及时性、全面性、客观性、有效性不见得比普通大众快多少、好多少、真多少和高多少，如果仍然停留于过去的理念模式，满足于过去的方式方法，不仅不可能执好政，还会引发严重的问题，前些年的“非典”疫情就给我们在信息时代执政上了很深刻的一课。这也就是为什么十六大以来的中央领导同志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讲过比较重视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的缘由。

所以中国共产党要在信息时代执住政并且执好政，必须更新执政理念和执政模式、创新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不仅要勇于在执政过程中公开、透明，更要善于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中执政。中国共产党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无论是现在已经实行的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办事公开制度，还是将要实行的“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逐步推进党务公开，增强党组织工作的透明度”，等等，都是对这一要求的积极回应。

（二）信息时代是利益诉求有条件充分表达，社会群体有可能参与事务的时代，对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提出了新要求，民主执政要有新突破

尽管中国社会从宪法到各种专门法，对社会大众的政治参与都给予了充分的鼓励与保障，但大众从理论上可以参与到现实中真正能参与之间还有相当的距离，这一距离主要不是来自于政治的约束与限制，而是来自于手段的不足与缺乏。某一社会个体即使有很好的想法、有极其迫切的要求，但其诉求与想法如何表达出来为社会、为大众、为政治组织所知道、所了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想方设法表达出来了，由于传播手段的制约，也很有可能只是为少数人、小范围所了解，很难在较大范围内产生较大影响。但在以网络普及为主要标志的信息时代，这一情形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任何人、任何群体、任何组织，只要他愿意，都可以通过网络来表达他的要求、传播他的理念、贡献他的意见，并且通过网络寻找志同道合的赞同者与支持者，形成跨区域、甚至跨国界的看似虚拟但又能实实在在在政治发展中起作用的组织与团体，对现实社会中的政治组织及其政治行为产生影响。

这一变化从政治发展角度来看无疑是积极的、进步的，但对现实政治运行来说则是极具挑战性的，尤其是对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是在特定技术形态和社会背景下形成的执政能力的制度保障，它包括政党内部运行体制、执政过程中的体制安排和政党与社会、与政府之间关系的体制安排等等。比如，在传统社会中，能参与政治发展和社会事务的主体除了政党组织之外，主要是各种类型事先登记备案的固定组织，如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及各类群众团体等，而不是一个临时性的组织，更不是个体。政治参与要在既定的体制框架内，通过一套成型的程序和固定的机制进行，体制和机制的设计更多着眼于便于管理和控制，这一体制与机制有着一定的相对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