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同志还会说，它们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已经约定俗成为一种价值了，而且更加活跃，这又该怎么理解。我们的回答是，就算它们事实上已经具有了一种价值的属性，也只能是另一层面的价值，是处于核心价值之下的价值。就好比是几何学中公理与定理的关系，虽然都是规律的反映，但公理就是公理，定理就是定理。核心价值是隐藏在背后的，在一个社会的集体记忆、文化积淀和社会公民的灵魂深处潜移默化发生作用；民主法治这些政治文明的成果却是表现出来的，以社会的变革、行为的优化、福利的改善在社会生活中体现着它们的生机勃勃。可再枝繁叶茂依然是树根在提供营养；再怎么活跃，公理还是公理，定理还是定理。把它们列入核心价值观，会发生价值观层次紊乱问题。而且从价值观发展的历史实践看，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它们也是属于资本主义社会价值观的实践层面展开，在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如此。

当然，在这里我们一定要强调一句话：不把它们列入核心价值观，绝对不等于它们不重要，也绝对不能因此忽视它们的重要性，反而要更加的彰显它们的意义与功能。在今日的中国社会切实践行民主、崇尚法治、尊重权利、国富民强是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没有对它们的切实践行也就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正被实践。我们还用几何学来打比方。在几何学中公理固然是在先的，可在解答具体几何问题的时候我们用得最多的还是定理。

（四）对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临的挑战要有足够清醒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至少面临着来自内外两个方面的挑战。

第一，从中国社会内部看，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不确定性导致价值观塑造的复杂性。

价值观不是空穴来风，不是纸上谈兵。价值观来源于社会形态的深层结构与运行关系。有什么样的社会就会有什么样的价值观，有什么样的社会才会有什么样的价值观。

我们回顾价值观塑造的历史，就会发现有个规律。

一个社会价值观的形成一般在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新社会形成前夕，这时由于大家共有一种理想，因而可以提出一种激发、鼓舞、理想色彩比较浓厚的价值观。这一阶段的价值观更多的是一种应然的价值观，应该如何如何。像资本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就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提出的。

另一个阶段就是一个社会已经完全成熟定型后，可以提出与这一定型社会完全吻合的价值观。像中国的忠孝价值观（忠于君主，重视家庭）就是一个成熟的农业封建帝国所需要的价值观，它适应并维护了那个社会。

当代中国从社会发展阶段上来看，恰好不属于这两个时间段。而更像是一个过渡阶段。在过渡阶段，我们有很多问题没有阐述清楚，我们的社会状态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像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核心是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仍然在不断探索中。这种探索，这种不确定从客观上导致了价值观困惑这一现象。

因此，这一阶段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既不是价值反叛，也不是价值虚无，而是价值迷茫。而这一点更加危险。价值反叛不可怕，只要有明确的反对内容，就肯定会有潜台词的拥护内容，内容就在它的对立面或者至少离之不远；价值虚无问题也不大，不承认一切价值本身也就是一种价值的选择。而价值迷茫则不然，既希望有明确的价值规范，又不知道价值规范在哪里。纵使头脑中有些价值观的希冀（或者说叫理论上的主流价值观），但因为这些希望的价值观不会真正在实践中行得通而不敢当真。面对在社会实践中大行其道的价值观（庸俗价值观）却又有些不甘心、不接受。

这种困境就表明，我们要搞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问题，必须首先搞清楚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的明确内涵及其社会性质等问题。但这一工作尚任重道远。

第二，从外部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看，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形成了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直接而强有力的挑战。

西方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是简明、清晰的。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深层理念是“自由、平等、博爱”，价值观的实践展开是“民主、法治、权利”。至少从形式上就给我们以直接的挑战。不管我们是否公开承认，当我们准备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就客观上把我们推向唯一的境地：必须面对资本主义价值观这一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