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接近尾声，我本想庄重地感谢教授一下并告辞，不想，教授这时却随意讲起另一个我感兴趣的故事。教授说，在1968年至1975年他任职民德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中心时，奥托·布劳恩，也就是在中国非常著名的李德，曾在他领导下工作。教授说，李德多次同他回忆起在中国工作的情况。李德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到中国。在离开苏联前，得知王明对斯大林说，中国的革命形势很好，苏维埃根据地很壮大。但李德到了上海，在仔细研究了中国的革命形势和红色根据地的状况后，否定了王明的这个说法。他向共产国际如实汇报说，中国的苏维埃根据地没有那么大、那么多，形势也很严峻。事实上，李德是第一个实事求是地评价中国革命的人。李德曾坦白地回忆，那时在他的思想里，苏联是最重要的。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必须服从苏联的利益。他当时认为，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战争，不应该把苏联卷进来，两者要分开。如果把苏联卷进来，那对苏联将很危险。教授说，李德这是针对你们党内当时希望转向北方背靠苏联战略提出的观点。从共产国际的立场说，李德也似乎有他充分的道理。教授的介绍，使我多了一层对历史的感悟。其实，我们习惯于从自己立场出发思考问题。在信息不充分和不对称的情况下，容易比较单向度地研究历史现象。如果我们了解了李德上述这样一个出发点，那对他当时如此固执地处理根据地政治军事问题，就会多了一个解。好在共产国际的历史档案，正大量被译成中文出版，许多历史真相都逐渐显露出来，这对李德和三十年代中国革命历史的研究，必然是个很大的推进。教授告诉我，李德人很聪明，工作极其认真负责。他一直工作到七十多岁才退休。他去世时，统一社会党的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出席了葬礼，规格很高。大家都为这样一个老革命家的离去表示真诚哀悼。

到了和教授告别的时候。我们像所有一见如故的老朋友那样，依依惜别。后来，我们十分频繁地通过互联网书写信件，交换看法。北京奥运会期间，彼德斯教授来信表示最诚挚的祝贺。当然，他也不断地要我提供最新的中国经济发展数字，以充实他对中国的研究。前不久，他的一部关于中国革命的书出版了，据说引起了德国左翼人士的热烈讨论。

祝福彼德斯教授，祝福我在德国结识的这位老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