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一块参加谈话的原驻华大使罗尔夫·博瑟尔德讲了一个他亲见的故事：1966年4月份，民德驻华大使离任回国，罗尔夫陪同他会见了刘少奇和周恩来。刘少奇当时说，我们现在讨论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遇到了许多的社会主义，有我们的，你们的，苏联的，罗马尼亚的，阿尔巴尼亚的和印尼的。但我们不知道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刘少奇问周总理，你说是不是这样？当时周恩来没有作答，而是把话头叉了过去。罗尔夫大使提供的这个细节，颇有意味。它可以被看作一条史料，解读在1966年这个时段，社会主义国家党的领导人如何看待和研究社会主义问题，这是他们经过自己艰辛探索之后，针对着现实中的问题所发出的诘问。

下面的话题，转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迪克曼教授告诉我：他1959年到1961年当了兵，在空军服役。但因为个子太高，无法做飞行员，于是做雷达兵。当时他们认为，战争的确会发生。而如果战争开始，敌人第一个目标就是雷达。战士们当时说，坐在这里虽然很危险，但谁也打不败我们，因为我们后方可以一直到上海，都是社会主义整体。那时大家确有一个坚定的看法，就是民主德国虽处在同西方斗争的最前线，但他们打不败民主德国，因为民主德国有一直到上海这样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作后盾。但教授接着说，当年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争论，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如果当时避免这种争论，共同探讨发展问题，那社会主义的情况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当时大家搞一个共同的战略，那今天的形势就大大不同了。今天研究这段历史，应该从这样的角度提出问题，应该从一个比较高的视角来研究这个问题。

教授指出，历史学家都知道，中国有最古老和不间断的历史传统。谁不了解这样的情况，他就要犯错误。你们1949年以后的情况和我们1945年以后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我们是被解放，你们是自己解放了自己。在我们德国，1945年以后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军事力量来维持它。在德国内部没有一个真正的反法西斯的军事力量。法西斯只有用军事的力量来打败它。所以可以理解，苏联为什么从1945年以后就对德国看得如此之严。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这也是他们的权利。世界不能再发生那么大的战争。斯大林格勒死了那么多人，把一个国家都破坏了，是不能被轻易忽视和忘记的。所以苏联有权利对这里进行监视和看管。可是以后情况不一样了。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他们要我们做他们很好的同盟者，我们也这样做了，可我们的国家已经发生了变化，不是刚刚被解放和打败了法西斯的国家，我们应该有我们的独立性，我们也应该有我们的发言权。我们知道苏联比我们大多了，经验也多多了。但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是平等关系。应该有自己的利益，坚持自己的利益。你就是朋友，也要尊重对方。可是最终他们把我们卖出去了，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

教授接着说，中国情况当然不一样。如果中国的北部是苏联解放的，而南方被资本主义占领，那会是怎样的情景呢？教授说，曾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在东柏林建一个天安门式的广场。我说不行，因为我们有西柏林，而你们没有西北京。在民德还存在的时候，西德实际上是怕共产主义的。他们也搞了一些社会福利式的东西，但大多是模仿我们。现在他们不怕了，就把那些东西又改掉了。因为没有民主德国作对比了。在两个德国对峙的最危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狗的尾巴随着狗的身体动，而不是身体随着尾巴动。那时，我们是尾巴他们是身体。

讲到这里，我又问教授，在民主德国写党史，怎样看待和认识党史与国史的区分。教授说，关于国史与党史区别的问题，我们也研究过。我们是先搞党史，同时也研究我们的民族问题、文化传统问题、遗产问题等。这些同党史还不是一回事。在我们早期工人运动中，曾碰到封建主义的问题。同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是落后的。但那时出现的技术或文化问题，也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