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主要经济任务”的提出，也反映了正在出现、并不断扩大的东西德国之间的生活差距。在西方强大的经济援助支持下，西德通过货币改革，社会生产和生活都很快得到改善。从1949年到1952年，西德工业生产指数从83增长到146（以1936年为100）。1952年，西德首次赢得外贸顺差，同时，社会失业率也下降了三分之一。在社会消费品方面，西德早于1950年就宣布取消了配给制。在生活必需品如肉、蛋、奶、黄油、奶酪、蔬菜等供应方面，完全取消了限制。同时，代表社会生活水准的耐用消费品如电视、冰箱、电烤炉、自行车、摩托车、小汽车等，也普遍进入家庭生活。此外，西部德国的人均住房条件也远远超过了东部。五十年代中期，西德开始有了自选商店。人们的购物方式从而发生了质的改变。

无疑，在这片不足3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实行“两国两制”的共居（德国领土面积比我国云南省小近4万平方公里），要使“两制”间的人们不存在紧密联系和相互影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西部的生活状况通过报纸、无线电广播、电视甚至走亲戚等渠道，为东部民众所知悉。当年的孩子们如今还可以回忆起，他们经常看到西部来的亲戚们拿出诱人食欲的食品，听他们说家里又添置了什么新“玩意”。在孩子的眼里，西部的玩具都是先进和色彩鲜艳的。

毋庸讳言，东部的生活水平要相差很多。1958年以前，民主德国不仅生活必需品要靠配给，而且在很长时间内，人民所需的鞋、纺织品和基本服装的供应也存在困难。而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吸尘器、摩托车和汽车这些耐用消费品，则远未普及。1958年以后，人们生活因取消配给而得到很大改善，但标志社会生活富足的耐用消费品仍然供应不足。例如居民购买电视，仍要经过很多层次的批准和长时间的等待。有时，这些消费品的质量也不稳定。比如当时有人抱怨，从商店买的奶酪吃起来像肥皂。

应该承认，在五十年代或者更早些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理念是根本不同的。比如SED以“只有生产好，才能生活好”作为社会动员的口号，而西部德国却对社会发誓：“只有生活好，才能生产好”。两个口号表露出的动机和理念，正好针锋相对。同东方落后国家不同，德国在两次大战之间，已经高度发展了资本主义并造就了与之想对应的社会生活方式。上世纪30年代，西方盛行“福特主义”。所谓“福特主义”，即通过标准化产品的低成本和高工资，来实现社会化的大生产和社会的高消费。其原理是，标准化生产使单一产品成本最小化；而高工资则维持了社会的高需求。这种源自美国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三十年代也对德国产生重大影响。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社会主义者和工人组织曾派人到美国了解“福特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这些到过美国的人，为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先进装配线所打动，同时，他们也对美国工人的高消费留下深刻印象。作为一种带有导向性的现代工业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福特主义”在德国工人或其他劳动阶级中形成了某种固定的社会生活标准，是无可质疑的。

“勒紧裤腰带”与增加工业生产，或曰国民经济中消费品积累和基本建设积累之间的矛盾，在五六十年代曾经困惑过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只是各个国家的人民由于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对“勒紧裤腰带”的反映也差别甚大。有的国家在党的号召下可以比较长时期地坚持“紧勒”下去，有的则对“勒”和“紧”反应强烈。那些自认为可以凭能力改善生活的东部德国人，比如青年人和受过教育的人，对长期“勒紧裤腰带”的生活方式难以接受。他们希图改变生活状况，于是就想方设法越过边界，到西方寻求富足。

后来，SED党中央第一书记乌布利希承认，当初提出“主要经济任务”这一经济发展计划，是建立在联邦德国经济将很快停滞的设想上的。他说，但在事实上，情况并没有象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发生。民主德国在提出这个重大的发展计划后，仍不断地面对来自西德的政治经济压力。西德的经济发展，是每个德国人都看到了的。这构成了十年间多达200万民主德国人离开我们共和国跑到西方去的“主要原因”。乌布利希第一书记1961年1月对赫鲁晓夫说的这些话，至今听起来仍让我们感慨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