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一方面，世界资本主义将长期存活，甚至还有相当发展，也是不容否定的事实。战后历史证明，世界资本主义还远没有走向衰落。尽管在理论上和现实中它都存在着严重缺陷，但通过自身调节和改革（它曾经从社会主义制度中学习借鉴了许多东西），特别是通过科技革命的巨大创造力，资本主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它拥有的庞大生产能力和相对稳定的政治制度，提供了它长期存活的可能性。承认这种现实，同样是一种科学态度。

然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是相信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包含着总危机的理论的。这个理论由斯大林提出，并始终成为苏联（也包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确定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深层指导思想。由总危机理论推导出的一系列观点是，随着危机的加剧，国际阶级斗争也将激化，世界性的大战将不可避免。而“如果帝国主义者成功地发动了世界大战，那么，苏联将把这场未来的世界战争看作是世界上两个敌对社会制度之间的决战。”颇有意味的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被我们严肃批判过的诸如《苏共中央公开信》之类的文件中，也充斥着上述这些政治观点。那时的人们，既包括苏共也包括我们自己，都是信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观点的。可是，这个被列宁肯定的由克劳塞维茨发明的经典战争观，曾经使我们过于认同战争的意识形态结果，而忽视了它带给人类包括我们自己的巨大伤害。

当然，敌对的一方也不讳言要摧毁社会主义制度。但说到底，它们这样做同样是不现实的。在冷战中，它们似乎取得了胜利。可是谁能下这个断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演变，就是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最终胜利呢？冷战使美国国内政治经历了怎样的动荡，又使它的经济利益受到什么样的打击，特别是，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失败，又使美国人心理上遭受多么巨大的冲击，从而迫使他们承认，美国在全球政治军事的“霸主地位”已经岌岌可危。只不过，由于复杂的政治历史原因，苏联东欧在冷战中先自倒了下去，而美国却“挺”了过来。从大历史的角度看，难道其中不存在偶然吗？经过一场并非现实的所谓生死决斗过后，人们学得聪明起来。如今，人们谈论的是建立国际新秩序，是合作机制，是双赢，是战略伙伴关系等等。这是政治智慧的提升，是世界走向进步和理性化的标志。

因此，外部压力的存在，是否一定要转化为一场为变革社会制度而进行的热战，或者，它一定要形成一场耗费巨大资财和能量，表现为长时间的僵持和对峙的意识形态冷战，是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思考的。实质上，是苏联对外战略所反映出来的政治上的“左”，使它过高估计了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现实必然性，从而热衷于同西方展开争夺，在很大程度上，它已经不是简单地对外作出反应，而是主动出击，希望战而胜之（过去我们只是看到了它表现为争夺霸权的一面）。结果，它反而因为巨大的消耗而衰落下去。

苏美争夺的这种意识形态深层原因，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应该说，中国并非冷战的有意加入者。中国有自身的战略利益。但是，现实中两大阵营的国际格局，不能不在相当时间内限制我们回旋的空间。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于战争与革命问题的争论，以及一系列涉及国际共运理论的重大分歧，使得我们意识形态立场一度变得更为激进了。“美帝、苏修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埋葬美帝、苏修和他们的走狗！”等等口号，曾鲜明出现在党的重要文献上。尽管这些口号的宣传意义大于政策操作意义，但毕竟在意识层面上表明了我们的总体判断和目标追求。显然，无论在理论和现实中，“埋葬帝修反”的口号都是不能成立的。而坚持这样的口号，势必会给我国对外关系带来紧张和压力。并且，这种压力也延及到国内政治经济的变化，造成一系列相关矛盾。邓小平就指出：“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 山、散、洞 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