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中国的改革与中美关系

对中国的改革说来，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后半期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大约五年时间里，中国经历着自己前所未有的变化。一方面，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于1985年全面展开。它实质开始了对社会主义旧有观念和体制最深刻的触及。另一方面，由改革引发的经济体制、管理方式以及价格体系的变动，使社会所面对的难点也扩大了。改革不仅遇到技术层面的问题，也在社会结构与人们思想的深层激起震荡。这不能不引起一系列超乎人们预想的社会性变化，并带来新的相关课题。

与此同时，中国对世界的认识也在发生改变。其基本内涵是对当今时代的性质做出了新的判断。“战争与革命”的战略策略思想，为“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所取代。这不仅标志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又有新突破，并证明了改革对于人们观念的推动。

这一切几乎难于避免地影响到当时的中美关系。自1979年以来，这种关系一直处在较为平稳和不断深入的状态中。问题在于，当一系列重大历史变革到来的时候，人们需要理解这种变化，并做出相应的反应。这种反应的适度与否，取决于对中国内部变革的性质和它的走向做出正确估量，而不能出自某种一厢情愿地的臆想。显然，在中国正经历重要变革的时候，现实主义地处理同它的关系，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它是对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考验。

一、中国改革奠定了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现实基础

今天，无论人们如何评价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以来的中美邦交关系，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这种关系才越加走向稳定。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改革为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

中国改革的发生，是基于两个最重要的原因：1．对长期形成的导致社会经济止步不前和政治频繁动荡的“左”倾错误的批判；2．改变闭关自守，固步自封的状态，把自己同世界发展潮流融合起来。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过去固守成规，关起门来搞建设，搞了好多年，导致的结果不好 结果中国停滞了，这才迫使我们重新考虑问题。”1978年以后的中国，正是在对以往教训的思考中，以前所未有的勇敢和速度，进入到世界进步的体系中去的。

在中共即将实现政治路线转变和在经济改革的前夕，邓小平在外交上做出了两个决断：一是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一是实现中美建交。这两个决断，都是为了改革的中国能以更平稳有效的方式进入世界体系。两相比较，实现中美建交对中国确立改革开放政策更具战略意义。

尽管中美建交过程中存在着美国坚持向台湾军售的障碍，但为了即将展开的改革大局，中国领导人暂时搁置了障碍，在谈判的最后时刻，同意按双方商定的“原计划进行”，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于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与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在时间上有意义地重合起来。

毋庸讳言，中美建交是出于双方战略利益的需要。但其基础，则来自现实主义的考虑。当时，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一条线”的战略方针，去抗衡苏联咄咄逼人的霸权主义扩张的。这样做的实质，是摈弃长期以来用意识形态作标准所进行的营垒划分，而采用现实的统一战线策略。对美国领导人说来，这样一种现实主义的策略，同样是可以接受的。在战略需要面前，美国也不希望固守已经过时的带有太多意识形态色彩的老调。这说明，即使在国内政治并不平静的年代，中美两国领导人也能找到合作的现实基础。尼克松总统在走下空军一号座机，把手伸向周恩来时说过的那句话：“我为美国利益而来”，之所以能一直赢得中国领导人的赞赏，其原因就在这里。他以毫不掩饰的语言表达了一种对现实利益的诉求。在此后一个长时期内，中美两国对这种现实利益的把握，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