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略关系向常规国家关系转变，诚如上文所述，中美两国需要重新考虑和确认新的共同利益基础。由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使中国在寻找和确定这种利益基础方面，有着更加自觉的主动性。换言之，中国比美国更早地用现实的眼光，来观察中美关系，希望把两国的合作关系，较早地引入互利互惠的轨道。而在美国方面，由于共同对抗前苏联的战略因素的逐渐淡化，引起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重趋向：一方面，在战略关系的惯性中，在明显的经济利益的吸引下，美国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持肯定和欣赏态度。这主要表现在，两国政治关系在1982年至1989年以前的数年中，始终保持了平稳发展的态势。双方主要领导人的频繁互访，使两国最高层接触始终维持在一个高水准上；中美贸易总额，从1979年的24亿美元增长到1988年的100亿美元。两国间的军事合作与技术转让，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据美国最新解密的档案材料透露，美国在1982年向中国出口了价值5亿美元的防卫和高科技产品。至1995年，这个数字跃升到50亿美元。中国还从美国得到了诸如炮弹、水雷、炮兵雷达等常规武器，以及获准由美方提供技术，改装中国空军的歼－8战斗机。此外，在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旅游等方面，两国的交流也达到了一个高峰。如果说，这是两国关系迄今为止的“黄金时期”，似不为过。

但在另一方面，随着共同战略关系的松弛，美国领导人开始忽略中国在世界事务中重要性，认为中国无论在经济或是军事上都无足轻重，在全球战略中将有求于美国。根据这样的判断，美国领导人认为，只要美国对苏联持强硬态度，中国人就会吞下任何“苦果”。因此，在台湾问题上，在西藏问题上，在所谓中国的军售问题上，美国都插手其中，制造麻烦。

显然，这是冷战思维的继续，是美国某些领导人头脑中非现实主义理念在发生影响。这种冷战思维和非现实主义理念，阻碍着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使美国领导人看不到中美两国关系的利益所在。正是这种观念上的“迷失”，导致了其后中美关系的曲折，使它不断经历新的越加严重的考验。

二、中美关系中渐行渐远的非现实主义因素

本来，在具有深厚现实主义传统的美国，对锁定现实中的中美双边利益和全球战略利益，并加以执着追求，是不应存在异议的。但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中，人们却看到了某种所谓“理想主义”的张扬。其表现形态，是往往从非现实的理念出发，把美国社会所认同的价值标准和政治取向，乃至美国人某些天真幼稚的想象，都掺杂进对华政策的制定中。这就造成中美间接触的裂痕，使这种关系渐行渐远，从而离开了两国所应期待的现实目标。

问题的关键，是美国是否能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性质以及目的做出正确的估量。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大大增加了它的力度和广度。如上文所述，无论中美之间的高层接触还是经贸、科技文化交流，都达到了两国关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虽然，由苏联扩张和地缘威胁所造成的中美战略关系在逐渐淡化，但两国相互接近和信赖的程度却加深了。美国人当时抱着乐观感觉评价到：“在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时代，中美之间的合作常常是紧密的，但却不深入。”其言下之意，是里根时代的中美关系，不仅紧密还更加深入。可就在这时，美国主流思想界，却对中国的改革产生了错觉。似乎中国的改革，并不是在完善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在西方化，向西方的价值体系和社会制度接近。

詹姆斯·曼在他的新著ABOUTFACE中写到：“促使中美两国走到一起的最后和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的国内政治。八十年代是中国社会和文化趋向西方化的顶峰时期。邓小平强调教育、技术和专业技能的重要性，而这些东西是中国能够从美国和它的西方盟友那里得到的。”在许许多多的美国人看来，“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实行经济和政治改革纲领，七十年代末起步，八十年代中期更有活力了。中国领导人希望从美国得到先进技术、出口市场、金融资本和教育机会，其程度大大超过了毛晚年 这种情形使得中国对美国人说来比七十年代时更有吸引力了。政治和经济改革为美国的贸易和投资造成了一种比较有希望的环境，为学术和文化交流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同时还缩小了人权问题上的潜在分歧。此外，它还重新激起了美国人长期以来怀有的一种兴趣，即促使中国接受美国的价值观，按照美国的办法重新铸造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同样的事情，在中国人看来是促进他们国家社会主义改革的一种伙伴关系，而美国人则认为是鼓励中国政治和经济自由化的一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