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究竟什么是中美之间合理的利益框架呢？其实，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它已经有了基本的答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1990年6月11日写给美国加州九位大学生的复信中，对这个框架做了更明确的阐述。江泽民说：“中美关系在人为地多年隔绝之后得以恢复和发展，不是因为双方价值观念相同，而是因为有重大的共同利益。首先，中美两国发展关系是维护世界和平特别是亚太地区和平的需要。第二，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贸易，两国都可以获利，并有利于改善南北关系和促进国际经济繁荣。第三，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有着长期交往和互相友好的历史，并都希望能够继续发展友好的联系，尽管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依然存在。有识之士都明智地认识到，我们之间存在的共同利益，确实比价值观念等的分歧远为重要。”看起来，这个框架并不那样复杂。它只不过是有关中美之间现实利益的几个最简单的原则。但是，当我们一旦无视它，破坏了它，就可能要破坏整个双边关系的结构。

四、几点结论

已故总统肯尼迪曾经这样评价自己领导的美国：“这个国家是全世界寄予厚望的灯塔，它对全世界负有道德领导权。”虽然，这话在当时就至少带着七分的哗众取宠，但它的确反映了不少美国人傲慢和独尊的心态。

但是，在全球日益多元化的今天，这种傲慢与独尊，已经愈来愈少表现的市场了。在中美关系经历了二十年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的过程之后，最明智的办法，还是回到现实之中去。

下面几点，可以作为我们前文分析的结论：

首先，中国的改革是一个不间断的将延续几代人的过程。它不会因为某些暂时逆转而终止自己的步伐。中国改革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把自己融入世界性的潮流之中。它是开放的。正如同列宁所说，它将吸收一切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正因为这样的原因，中美关系仍然存在着不断发展的基础。中国的改革不排斥任何对自己有益的东西，当然也不会把世界最发达的美国排除在自己的视野之外。这种状态和相互需求，构成了中美关系现实的远景。

其次，中国的改革，虽是一场改变人们思想方式、管理方式和活动方式的革命，但在性质上却是对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改革也不能背离共产党的领导。因为，无数的历史事实告诉中国人，没有其他的社会力量可以代替共产党，在中国这样人口众多、整体经济水平还处在落后状态的大国中，领导一个社会性的变革。这一点决定了，中国在同西方国家包括美国的交往中，仍然存在着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认知差别。人们必须对这一根本性的差别抱有明智态度。

第三，在中美关系中，确定共同利益是极为重要的。所谓共同利益，是指双方可以共享的、互利互惠的利益。超出了这个界定，就不再是共同利益了，但也应该得到双方的尊重。确定共同利益，是中美关系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基。共同利益可以是经济互补的，也可能表现在全球战略上甚或是政治方面。但是，既然是共同利益，就必须符合双方意愿。如果仅仅满足一方利益，而伤害了另一方的利益，那就不是所谓共同利益，而成为干涉、强加了。此外，在确定共同利益的过程中，还必须满足平等原则。强大的一方同样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另一方之上。鉴于中美之间交往的经验，在缺乏平等、互利意识的状态下，两国之间很难找到双方的共同利益。

第四，现实主义的态度在维护中美关系过程中，是十分必要的。既然人们承认各自的差别，承认在许多方面存在不同之处，那么，再以自己的价值观去衡量人，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理念，就是非现实主义的态度。而那种坚持冷战思维，企图用自己的意识形态去替代别人的信仰的，则必定招致两国关系的严重损害。

第五，在全球范围内，中美之间的战略需求和经济互补已经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由改革思维所确定的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恰恰是以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同美国的关系的。未来世界的多极化趋势，既承认各国间的共同利益，又要求各国保持自己独有的东西。世界的发展，最可能走的是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道路。坚持独立的外交政策，保持对不道义的国际行为的批评权利，可能是中美关系最为合理的状态。旧式的结盟关系已不再符合世界进步的潮流。中美两国对此也应采取现实主义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