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8月18日谈话时说的 宋朝的理学是从唐朝禅宗发展起来的，由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 的契机。因为后期禅宗把人类一切活动，世界一切事物都看做寻求解脱的 妙道 ；认为在一切事物中体现了 真如 ，说 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 （《景德传灯录》第二十八）这种泛神论思想，既孕育了北宋时期以张载为代表的唯物主义哲学，也孕育了程颢、程颐、陆九渊、朱熹、王阳明等人的唯心主义哲学。这些哲学家都是善于出入佛老的。对此，明代的黄绾早已指出，他说： 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濂溪（周敦颐）、明道（程颢）、横渠（张载）、象山（陆九渊）则由于上乘；伊川（程颐）、晦庵（朱熹）则由于下乘。虽曰宋学至宋倡，然语焉而不详，择焉而不精者多矣。 （《明道编》卷一）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毛泽东1958年、1963年和1964年有关佛教的谈话或批示中，实质上向我们揭示了从慧能到韩愈、柳宗元至宋代理学的兴起，这五六百年间中国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在唐代中期，以慧能为实际创始人的禅宗的兴起，不仅几乎取代了佛教其他各派的地位，成为最流行的一个教派，而且严重地威胁着传统儒家思想的正宗地位。面对着这种威胁，韩愈明确提出恢复和继承儒家的 道统 地位，并且将儒家的 道统 与佛教的 法统 对立起来，旗帜鲜明地进行 辟佛 。韩愈的反佛虽然是以失败而告终，但他提出的恢复 道统 的任务，却反映了时代的需要。而他反佛斗争的失败，又从反面告诉人们，对于佛教这样具有丰富哲学内容的宗教哲学思想体系，是不能简单地采取排斥和否定的态度，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而在这方面，柳宗元出入佛老的态度，却为人们正确对待 异端 思想，提供了新鲜经验。所以到了宋代的一些著名哲学家，他们接过并完成了韩愈提出而未完成的重建 道统 的任务，创立了宋代道学（理学），而他们创立道学的方法，则是学习柳宗元的出入佛老。宋明理学的创立，为宋代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提供了长达数百年的理论根据。这说明这个理论体系在开始创立时还是很有生气的，而这种生气正是来源于对佛教这个外来哲学体系的吸收与改造。由此可见，毛泽东在1963年12月30日的批示中所说的 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 ，是建立在他自己对佛教与中国文化关系深刻研究基础之上而作出的科学结论。而他在多次谈话中反复强调 出入佛、道 ，则鲜明地反映了他在文化观上的开放态度；而这种开放态度，对他来说又是始终一贯的。

早在1913年冬天，毛泽东所记的《讲堂录》中，就记录过杨昌济转述的王国维关于中国学术发展分期的观点： 中国学术发达有三期。一能动的发达期，周末是也。二受动的发达期，佛教大兴，经典甚盛，上下趋之，风靡一时，隋唐是也。三能动而兼受动的发达期，朱、程、张、周诸人出，性理之学大明。然其始也，咸崇佛学，由佛而返于六经，故为能动而兼受动

的发达期，宋元是也。 [1]1953 年2 月7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说：

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优良文化的。我们的唐三藏法师，万里长征，比后代困难得多，去西方印度取经。[2]

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说：

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 演些外国音乐，不要

[1].《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92页。

[2].转引自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