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礼上，人们沿着街站成排，教堂里也挤满了人。风笛手站在雨里，在墓地旁吹奏着悲伤的曲子，士兵们对着天空鸣枪致敬。枪声不停地回响着，好像永远都不会停歇。后来他们走开了，我看见大家都按着帽子以防被风吹走，除了那些士兵，他们的贝雷帽还是一丝不苟地戴在头上，我很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抬头看的时候，发现大家都在盯着我看。他们是想看我是不是在哭吗？不，我不会哭，至少妈妈站在我身边，一下、两下地捏我手的时候，我不会哭的。

之后，所有的家庭成员和朋友都来到我们家，大家手里端着茶杯，低声交谈。我希望这一切赶快结束，我想他们赶快离开这里。我只想和妈妈、爷爷和奶奶待在屋里。来的人都很不错，我知道他们都是好人；但那晚我们跟他们说再见的时候，看得出来，妈妈也和我一样松了一口气。我们站在大门口，看着他们一一开车离开。

两次捏手，我和妈妈相视而笑——终于一切都结束了。

其实还没有完全结束。爸爸钓鱼时穿的外套还挂在走廊里，他的切尔西足球队围巾依然环绕在外套的肩上。他的靴子放在后门口，还留着上次我们沿着河往酒吧走时沾上的泥污。那天，爸爸还给我买了一包奶酪洋葱脆片。后来因为这事儿我们还被妈妈说了一顿，因为她在我的连帽夹克口袋里发现了空的包装袋——她对我吃这种食物深恶痛绝。

每次我们去斯坦福桥看切尔西队比赛时，我和爸爸总会去同一家酒吧点一个派和一些脆片。天气好的话，我们就坐在外面吃。街上的人都穿着蓝色队服。之后我们走到比赛场地，大街成了一条蓝色的河，我们也是这条河里的一部分。我像喜欢比赛一样，喜欢比赛开始前的一切。等我们回到家后，妈妈迟早都要问我们中午吃了什么，我们就把实情都说了，有点窘迫地和盘托出。妈妈就会把我们俩都说一顿。我也喜欢和爸爸一起被她说——这也是和爸爸一起去看球赛时必不可少的部分。

爸爸的钓竿也像以前一样，放在角落里，靠在电冰箱旁边。他的四弦吉他被他放在钢琴上面。旁边是一张爸爸的照片，正提着刚抓到的十磅重的梭子鱼，骄傲地对着我微笑。很多时候，当爸爸不在家，去参加演习任务或出国时——他最近经常不在家——我就会用手去够那张照片，摸摸照片上的爸爸。有时当我确定周围没人了，我还会跟爸爸讲讲话，告诉他我现在的烦恼。这张照片一直都是我的至宝，是我的护身符。可现在，我却尽可能地避免看到它。我知道，如果不小心看到了，只会让我又难过起来。我心里实在有太多的悲伤，已经装不下更多了。

有些日子，早上醒来后，我就会想这一切只是一个噩梦，并让自己相信这个说法。等我下楼后，我会看到爸爸和以前一样，坐在厨房里吃早饭，之后和我一起走去学校。然后我又清醒了，我知道发生的一切并不是个噩梦。没有梦，那件最可怕的事的确发生了。

葬礼结束差不多一个星期后，我回到了学校。大家都对我很好，好得过头。我敢说其实没有人真的想和我聊天。就连我最好的朋友查理、童克和巴特——他们一直都是我最好的朋友——都和我保持着距离。他们好像不知道应该对我说什么。一切都变得和原来不一样了，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人一下子都变得尴尬起来。老师们也都友善得过分，麦肯兹先生也是，他是校长，我们都叫他“巨无霸”。他也是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可一点都不自然。再也没有人能和以前一样，大家都在假装着什么。他们这样让我感到很孤独，我好像再也不属于这里了。

一天早晨，我发现自己再也忍受不下去了。老师正上着课，我举起手问能不能去上厕所。但是我没去厕所，我走出学校，回家去了。妈妈不在家，门是锁着的。我坐在台阶上，等着妈妈。“巨无霸”先生出来找我，在我家门口找到了我。就算是这样，他都没生气。妈妈正在医院工作，被电话叫了回来。她很心烦，我能看出来。她告诉我大家都很担心我。可妈妈也没有生气，我几乎渴望着被妈妈说一顿。这并不是我第一次逃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