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法国人路易·达盖尔（Louis Daguerre）发明了摄影。欧洲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开启了新时代，随着西欧人到海外寻求新市场、攫取原材料和廉价劳力，摄影作为记录国内外社会的工具也在发展，与历史学家的作品一道服务于上述目标。19世纪晚期，外国传教士到世界各地向非信徒传播基督教福音时，摄影起到了不可思议的重要作用。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为那个时期的中国历史留下了汗牛充栋的影像档案。

在欧美，用照片展现186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末的中国及其人民，是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重要手段。由此，这些影像作品所记录的历史十分丰富，对于为现今读者描绘旧时岁月至关重要。长期以来，西方学者一贯比同时代的中国学者更审慎地对待这些历史记录，中国学者和影像史学家近些年才逐渐加入这一行列。

直到19世纪末，西方摄影师都在用镜头记录中国人的“原生态”（native type）5，重点展现“中国人的民族特点”。然而，许多照片却是在摄影棚里摆弄完成的，只有很少的在自然背景或家居环境中拍出来。相对于此，表现恐怖的死刑—通常是枭首—以及对“苦力”的执迷都是常见的主题。“苦力”（coolie）一词的出现及使用，本身就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当时对这些人的盛行态度。有历史学者指出，“常见于照片说明中的‘苦力’一词，表明人们在解释这一群从印度、中国去往美国，后又返乡的劳工时是僵化而过激的。从语源学看，这个种族蔑称可追溯至殖民时代的印度，演化自泰米尔语（Kuli）或古吉拉特语（Koli）”6。 19世纪用各种方法将中国人描绘为“原生态”，以及执迷于死刑或裹脚，与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形容的“高尚野蛮人”并没有多大的区别7。

18世纪，罗马教皇克雷芒十一世（Clement XI）作出有利于多明我教会的裁决，否决了耶稣会的观点。多明我教会提出，中国人的“信仰”及其实践是偶像崇拜，一切对圣贤或祖宗的虔敬行为与崇拜魔鬼无异。两个世纪前，利玛窦及其耶稣会同仁在有教养的儒者身上发现“共生”关系，提出对帝王或祖先的崇拜并非与基督教精神水火不容8。

法国汉学家谢诺（Jean Chesneaux）的观点很敏锐。他写道，从早期耶稣会士、伏尔泰式的法国哲学家或主编《百科全书》的狄德罗等人著作的棱镜中看中国就如同见到海市蜃楼。所有的看法都被抽象，成为法国哲学家和知识分子思考法国时局的理想模型。后者批评法国朝廷为古代政权，“效忠国王”（法国宫廷官员履行的死板官僚制度）。他们也将这一概念安放在中国头上，尽管大部分法国哲学家从未到过中国，也不熟悉那里的现实情况和复杂性。他们从耶稣会士的中国游记中提炼出一套先进的官僚体制，也是由宫廷官员侍奉皇帝，但这些中国官员忠诚且机敏。

于是，中国艺术风格在欧洲宫廷中流行开来9。关于明代和清代早期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接受情况，利玛窦的著录10与最新一部赛珍珠传记中的描绘大相径庭11。据后者所述，赛珍珠之父传教士赛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在江苏和安徽农村待了10年，“据他自己计算，共使10个人皈依”。利玛窦努力使精英官员改信基督教，而之后的外国传教士则在穷苦人中传教。

19世纪晚期，在英法两国的军队经海路抵达中国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和法国印度苏伊士公司及其商业代表留下了与众不同的发展轨迹。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认为，之所以西方文明在早期取得成功，是因为到1500年时欧洲的几大未来帝国握有全世界10%的领土，创造出40%多的财富；而到1913年帝国时代臻于顶峰时，西方控制了全世界60%的领土，共创造出全球80%的财富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