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一百年前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最简单地说就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探讨辛亥年所发生的变化，必须要回到晚清的历史情境，我们如果不了解晚清七十年间对民主共和思想的引介，以及立宪派在革命爆发后对安定社会、寻求和解等方面的贡献，而只是将辛亥革命简单地看成由革命党领导的一次政治变革的话，将是非常浮面的。

要了解辛亥革命，必须追溯到道光、咸丰年间，像魏源、徐继畬等人开始引介西方新的思想观念，介绍世界地理、外国历史。其中最重要的是共和、民主等观念的输入。早在19世纪30—40年代，当时中国思想家、传教士等即开始介绍西方的民主、民权、自主权等观念。例如：林则徐、魏源、梁廷枏等人开始介绍英国的君主立宪与美国的民主共和政体，并将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描绘成类似三代时尧舜那样的明君，进而倡导他所树立的民主风范。由于这些长期的努力，民主共和的观念才得以推广；晚清革命志士、立宪分子敢于构想一种崭新的未来，追求自由、权利、宪政体制等，就是受到这些新观念的启发。

至晚清最后的十年，随着留学生的增加，译介新思潮的内容变得更为丰富。晚清思想家对民主思想的宣扬与革命观念的传播，奠定了辛亥革命的基石。当时有十余部书刊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在思想上启迪人们“走向共和”。它们分别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1898），谭嗣同的《仁学》（1897），梁启超的《新民说》（1902—1906），孙中山有关“三民主义”的言论，《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选编，章太炎与康有为政论，《革命军》（1903）、《猛回头》（1903）、《狮子吼》（1905），《民报》介绍法国大革命及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文章，金天翮的《女界钟》（1903）等宣扬女权思想著作，废科举、兴学堂各种论述，以及宫崎寅藏的《三十三年落花梦》（1902）等。这些作品带来了对新时代的向往，也提供了辛亥革命的思想温床。

其中，直接激励人们求新、求变思想的三本书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谭嗣同的《仁学》与梁启超的《新民说》。严复是近代中国首批留洋学生，返国后以引介西学、翻译西书，成为启蒙导师。他所翻译赫胥黎（Thomas H. Huxley）的《天演论》以典雅的桐城派古文来译介新思想，鼓励人们救亡图存，成为竞争中的强者、适者，以免亡国灭种。此书是近代中国革命与立宪思想的共同源头。可以说，清末民初人们所写的日记、自传等，大概共有几百部，几乎没有人不提到阅读《天演论》的经验。胡适的自传《四十自述》讲得很清楚，他改名为“适”就是因为严复提倡“适者生存”。当时，《天演论》带来两种不同的发展，一方面它鼓励人们积极应变图强，一部分人因而走上了激烈革命的道路；另一方面它主张“渐进”，因为天的演化是逐步变化的，这一想法与改革派的保守主张较符合。当时的立宪派，就撷取《天演论》之中的“渐进”主张，认为历史的演变必须逐渐地变，不能把老房子推翻，重新再盖，而必须慢慢调整。他们提出，应该先实施君主立宪，再实施民主共和，这和康有为所说的“春秋三世论”也是一致的。其实，康氏便是以“春秋三世论”配合西方天演的观念而提出三阶段的发展。相对来说，革命党觉得应该推翻专制，马上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国，以顺应世界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