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朋园先生指出梁任公笔端常带感情的那支笔，尤其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因为梁任公的鼓吹，立宪思想的影响由海外回向国内，连清廷都准备开国会，预备九年后实施立宪，后遭抗议而改为五年。这些晚清官员立宪思想的渊源，主要是康、梁等人的著作。张朋园先生在《梁启超与清季革命》（1964）中指出，梁任公在三十一岁之后转而推动立宪，主张在安定中求进步：“梁氏认为革命之后建设不易，更可能陷国家社会于纷乱。证之于中国百年来革命之历史，梁氏无异一先知。”

其后，张朋园先生又出版了《立宪派与辛亥革命》（1969）。在此之前少有人仔细研究立宪派，以及辛亥革命与立宪派之间的关系。通观全国各地辛亥革命前后的发展，张先生发现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主要是依靠“进步的保守分子”立宪派士绅的支持，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获得全国大多数省份的认可。四川省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不但向清廷请愿立国会，且领导护路运动，罢课，罢市，加速了革命的爆发；湖北省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在武昌起义之后即与革命党合作，通电各省，呼吁响应独立；湖南省谘议局议长谭延闿在革命爆发后，起而担任都督，使湖南在短期之内恢复秩序。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韦慕廷（Clarence Martin Wilbur）在该书序言中说：“许多在革命前属于君主立宪派的人，在辛亥时期与革命派合作。事实上，在促使帝制的崩溃中，他们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对立宪派的活动懵然无知，我们对辛亥革命的过程是不能了解的。”

汪荣祖先生对于江苏地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同样显示了立宪派在建立民国过程中的重要性。在武昌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江苏省是第一个响应且宣布独立的省份。谁宣布独立的？不是当时的江苏巡抚程德全，而是张謇这一批立宪派人士。以张謇为首的立宪派人士为什么要宣布独立？不是因为他们支持革命党的革命理念，相反，这些人非常怕革命党。立宪派士绅宣布独立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是为了自保。因为辛亥革命造成较大的社会动荡，其根源要追溯到晚清的一些重要变化：从太平天国起事之后，中国东南一带人口锐减，使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一环，就是地方士绅为了维护治安而慢慢地掌握了地方上的权力。由于晚清有相当多的赔款，特别是《辛丑条约》，赔了白银四万万五千万两，几乎是一人赔一两。这样的巨额赔款直接就摊派到各省，给地方财政造成了很大负担。民间生活因此更形困顿，社会上出现了不少流民。换言之，清末财政困境使许多人生活极不稳定。这些人有的就像鲁迅笔下的阿Q那样不自觉成为革命军的基础，而有的就变成社会动荡的根源。所以，辛亥革命之后，通过江苏的例子就可以看得出，这些士绅宣布独立是为了自保。他们希望在革命军于武昌起义成功而中央没有办法控制局面的时候，可以依赖自己的力量保障身家性命，这才是他们宣布独立最根本的原因。至于他们之所以有能力宣布独立，是因为自太平天国之后，他们就开始在地方上长期经营。他们不但有经济上的实力，甚至握有武力。以张謇为例，他在清末所做的建设工作相当不得了。他有一整套地方建设的构想，包括实业、教育、慈善、政治等方面，还请荷兰专家协助开发海埔新生地，盖了中国第一个博物馆等。夸张一点说，张謇可谓当地的“土皇帝”。辛亥革命爆发之前，他就已是地方实力人物，透过参与政治进入谘议局、资政院，成为地方议会的领袖。由于这些立宪派人士担心革命后的社会动荡，起而自保，革命才会成功。因此，辛亥革命是立宪派士绅支持之后，各地响应所产生的结果。辛亥革命之后促成政权和平转移的南北议和，也主要是在立宪派人士努力下才获得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