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先生无论是到汉族的乡村考察，还是到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考察，他所接触的都是最底层的村民。他的著作中，对这些村民的生活、思想、行为，没有表现出任何看不惯的心态，也没有任何歧视性的表述。在有些文章中，他对底层人的艰苦生活和屈辱地位，表现了声泪俱下的同情和关怀。他从来没有责备过阿Q想要一张宁式床的愿望，相反，当他还是一个二十来岁的踌躇满志的阔少爷的时候，他就日思夜想着怎样让每个阿Q都增加一点收入，以便都能睡上宁式床。

顺便说一句，一个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衣不蔽体、夜无宿处的阿Q，仅仅想要一张宁式床——实际上并没有要成，因为精英群体绝不允许——我们却对他大肆批判了将近一百年，这个文化现象不能不说表现了精英群体对于底层人的彻骨的残忍。我希望这种现象再也不要继续下去。我觉得，中国每一个精英人物，都应该像费孝通先生那样，为了让所有的阿Q都能睡上宁式床而做一个“志在富民”的实践者。

相比而言，坐在书斋里提倡对外开放、全盘西化是容易的，为中国规划工业化、城市化的蓝图也是容易的。但是，在中国的手工业产品市场被西方人的大炮和机器抢夺之后，付出贫穷、饥饿的代价却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尤其是，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失去土地、家园、血汗和生命的滋味，却是十分痛苦的。而遭遇这些艰难和痛苦的，一律是没有起码的公民权和话语权的底层人。

费孝通没有反对过对外开放、工业化、城市化等等历史进程，他所希望的，乃是让现代化实现“软着陆”，不要对中国乡土社会和文化造成太多破坏，不要对底层人造成太严重的掠夺和伤害。至少应该以他们的温饱作为最低目标。

为此，青年时代他结合“江村”研究如何让农民在种粮之外，还经营一些小型工厂，来换取一点零花钱。接着他结合“禄村”农田状况，研究如何合理地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进入老年他结合苏锡常地区研究如何通过乡镇企业的发展，让每个阿Q都能既有宁式床，又有温饱的、安宁的家园。

到了暮年，费先生一次次踏上西北的黄土地，研究如何让中国最贫困的人群——西北地区的乡村居民，过上温饱日子。他的眼光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的“乡土中国”，终生都在进行着“乡土重建”。他当然知道他的力量很有限，可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努力。永不懈怠地、一点一滴地，做着建设性的工作。所以，一直没有时间去批评底层人的愚昧、黑暗及其劣根性。他因此而成为五四以来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异数。

这样一位绅士家庭的少爷，却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穷人的温饱事业。我认为，费先生是中国精英群体中实实在在做建设性的小事之典范。

我了解历史上那些伟大人物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一辈子只做一件建设性的事，而且往往是小事。费先生就是这种一辈子只做了一件小事的人。尽管我也知道，他并不像本文所说的那么简单，他本身要复杂得多，可我还是愿意这样解读他。

我为什么对费孝通先生如此敬仰和感激？因为我就是阿Q的儿子，我因为终于在精英群体中找到了一位未曾歧视我父辈的仁者而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