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对立的结构中，我每天勤奋地学习亚里士多德、耶稣、释迦牟尼、但丁、培根、歌德、达尔文、孟德斯鸠、托尔斯泰、老子、孔子、庄子、李白、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鲁迅、陈独秀、胡适、毛泽东等等文人学士的著作，装模作样地像他们那样思考，关注他们所关注的，信奉他们所信奉的，弘扬他们所弘扬的，批判他们所批判的。最后，像他们那样，通过立言立功立德而实现名垂史册、万古流芳的伟大理想。

既然底层群体的文化，一直是精英群体为了树立自己的文化地位而必须予以歧视的他者，那么，当我“批判他们所批判的”的时候，我就只能成为我的父亲母亲的敌人。

我为了投靠那些彪炳千秋的伟大人物，而甘愿成为父母的背叛者——我不但背叛他们的文化、信仰，也背叛他们的阶级立场，我因为这种过于趋炎附势的背叛而感受到了某种道德焦虑。

最荒谬的也许还是我父母本人，他们一边坚守他们卑贱的文化和信仰，一边将我交给精英群体，任由精英群体将我培养成他们的敌人和批判者。这种悖谬的选择中，包含着人类社会最惨烈的悲剧。

无论悲剧多么惨烈，一朝醒悟，我只能毫不犹豫地站在我的父母一边。

最近几年，我用从精英群体学来的学术方法，对我母亲信奉的神灵（老嘎嘎）进行了多方面的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弄清了他的起源和流变。以此为契机，我还对我家乡周边的民间宗教和节日习俗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田野调查，弄清楚了老嘎嘎诞生的文化背景。

我发现，用宗教学的眼光看来，老嘎嘎的起源跟基督教中耶稣的起源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现代学术对于民间宗教的歧视、对于西方基督教的推崇，明显是趋炎附势之举。现代文学对于民间社会和底层人群的卑贱化建构和愚昧化描述，也不过是一种建立自我对他者的权力关系的文化行为。

有了这些发现，我就无法假装糊涂。无论如何，我必须从沉迷其中大半辈子的所谓国民性批判中逃离出来，我不想再按照鲁迅、陈独秀、胡适的腔调去批判我的父母、诅咒我的父母。我也不再相信在精英文化和底层文化之间，真的有什么真理与谬误之分、信仰与迷信之分、高与低之分、贵与贱之分。

凭什么说某某人拜孔就是高贵的、某某人拜十字架并且相信某个人死后复活就是高贵的，而我的母亲拜老嘎嘎就是迷信？这种歧视和谎言对我再也起不到欺骗作用。

中国精英人物为什么热衷于国民性批判，他们需要通过这种批判确立自己作为精英阶级的正当性。西方侵华的殖民主义者为什么要对整个中国进行国民性批判，也是企图通过这种批判建构西方人在中国实行统治、掠夺和屠杀的正当性。

国民性批判虽然是一个文化问题，但是人们建构这个文化问题的目的，却是为了确立自己所属的那个集团的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这种权力跟阿Q、闰土、祥林嫂和我父亲母亲的尊严与利益存在某种冲突，当我意识到这种冲突的时候，我当然必须选择站在我的父母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