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和杜赫德的话，跟葡萄牙商人多默·皮列士的话颇为相近。既然中国人如此野蛮、愚昧、邪恶，当然需要文明的欧洲人来予以开化、启蒙和拯救。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英国人曾经狂妄地说，英国也许确实需要几块殖民地，但是非洲、亚洲更需要英国。

需要英国干什么？当然是需要英国用欧洲文明和基督福音来拯救他们。尤其重要的是，需要英国和欧洲的文明人来掠夺并享用他们的财富和血汗。

在整个殖民过程中，无论是殖民当局还是欧洲文化界，他们的声音汇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共同的意思：“他们不是掠夺者，而是启蒙者，他们不是逐利而来，而是为了完成造物主或君主赋予他们的某种使命，帮助那些不那么走运的东方人，设法使他们接近西方或提高到西方的水平。”（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34页）

但是，如果这些野蛮部落不给启蒙者奉送银子，那就应该劫掠他们，如果这些愚昧国家抵制启蒙者的拯救，那就屠杀他们。

正如萨义德在著名的《东方学》中所指出的：“欧洲文化的核心正是那种使这一文化在欧洲内和欧洲外都获得霸权地位的东西——认为欧洲民族和文化优越于所有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此外，欧洲东方观念本身也存在着霸权，这种观念不断重申欧洲比东方优越、比东方先进，这一霸权往往排除了更具独立意识和怀疑精神的思想家对此提出异议的可能性。”（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0页）

所以，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国民性的言说，丝毫不需要建立在实证基础上，而是为了建构一个唯我独尊的、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体系，以满足西方文明扩张和殖民掠夺之需要。如果不了解这个背景，我们就永远不可能了解，在当下占统治地位的学术体系之中，为什么这个地球上只有西方人完美无缺，所有其他种族之民的道德、性格、人格如此丑陋或罪恶。

周宁在《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中指出： 从孟德斯鸠开始，西方思想界试图在现代世界观念秩序中确立中国的国民性，在后启蒙时代的东方学背景下，相关主题的不同文本，逐渐构筑起一个知识体系，经过赫尔德的发展，最后完成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

此时，中国的国民性话语，作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语境中生产与组织“中国意义”的表述系统，已经具有一个统一的主题，即中国国民的奴性；已经形成一套相对稳定的概念，如中国的自然环境、政治专制、道德堕落、愚昧迷信、历史停滞如何塑造并表现这种奴性；已经表现出一种既定的陈述方式，如首先在与西方对应比较的东方化语境中确定中国国民性的精神核心并历数其多种特征，尤其是历数道德范畴内的反面例证；已经以学术建制的方式沟通了知识与权力，为西方的征服、掠夺、屠杀与扩张提供了正义理由。

自从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学者在建构现代性价值体系的历史过程中，一步一步将中国建构为现代性的反面形象。中国不幸沦为他们急于抛弃的一切与现代性相对抗的负面价值的化身。中国再一次被置于“他者”地位，成为打造现代性价值、表达他们的文化理想、凸显他们的先进性和优越感的镜子。

就像他们将中国描述为理想天国时缺乏足够依据和严谨论证一样，当西方学者将中国描述为与现代性格格不入的妖魔形象时，也是按照自己的理念和需要随意捏造的。就像伏尔泰对于批评中国缺点的言论不屑一顾一样，孟德斯鸠、黑格尔对于那些正面描述中国形象的文字也置若罔闻，因为这些材料不符合他们的需要。

伴随着启蒙时代的文化繁荣，西方殖民当局正在高唱着“理性战胜愚昧、先进战胜落后、文明战胜野蛮、自由战胜专制、基督战胜邪教、优秀种族战胜原始民族”等等“文明信条”，理直气壮地用军舰和枪炮实施着屠杀和掠夺。

西方文化精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非西方世界的妖魔化捏造，正好为殖民主义者的屠杀和掠夺提供了具有现代性的“道义”依据。就此而言，西方圣哲也是西方殖民征服的参与者。

对于非西方世界的居民来说，通过激情澎湃的启蒙运动而一步一步建立了现代性价值体系的西方知识精英，骨子里包含着对现代性价值体系予以彻底否定的一切负面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