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认识更是超前。他在20世纪初留学日本时期，就深入思考中国的文化改造问题和国民精神改造问题，鲜明地提出了“立人”思想。在写于1907年的《文化偏至论》中，他反复申说，必须从精神文化上改造国人，再由这些充满自由精神的国人造出新的社会、新的国家。“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鲁迅：《坟·文化偏至论》，见《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自觉”、“个性”都是精神范畴的概念，年轻的鲁迅热衷于思考国人精神人格的改造，虽然其现实的指向依然是“雄厉无前”的“人国”，跟胡适上述言论的结构一样，但是这种思路决定了他们日后将会选择精神文化领域作为他们进入历史实践的角度。

这种从文化角度为中国从长计议的思路，不但具有深远的历史根源，也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特别是，辛亥革命取得浅层次的成功，缔造了中华民国之后，民族自觉意识空前坚定，包括胡适在内的许多国人认为“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了”（胡适：《国际的中国》，见《胡适文存》（二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350页）。于是拥有一份余裕之心来全面讨论文化问题，以便对传统文化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比如，1918年，绍兴学人黄郛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该书在探索中国的发展之路时，就严厉批评当时的国人过于局限于制度建设，而不重视精神文化的改造，明确主张关注“习俗”，革除“旧染”。他说：“七年以来，朝野有识之士，每腐心于政教之改良，不注意于习俗之转移；庸讵知旧染不去，新运不生： 事理如此，无可勉强者也。”（黄郛：《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上海中华书局1918年版，转引自《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4页）鲁迅对黄郛的思想非常重视，在《随感录五十四》中大段引述他的言论，使得这些言论能够在影响巨大的《新青年》上与读者见面。

1919年，北大学生杂志《新潮》第二期发表吴康的文章《论吾国今日道德之根本问题》，旗帜鲜明地主张用下列三种价值观改造我们的道德：（1）注重人道主义以平等博爱诸德实行之，（2）发达个人之利己心，（3）主张极端之自由思想（吴康：《论吾国今日道德之根本问题》，载《新潮》杂志第一卷第二期，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1919年2月，第333页）。1895年严复在《原强》中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严复：《原强》，见《严复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的时候，可能还显得颇为突兀，二十多年后，年轻一代已经如此肆无忌惮地宣扬“个人之利己心”和“极端之自由思想”，可见中国学人对于西方精神文化的了解，以及在文化哲学上所达到的见识和水平，都为发动和参与一场新的文化启蒙运动准备了条件。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能在知识界迅速造成一个声势浩大的思潮，端赖此种条件已经成熟。当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将他们的思想公之于众的时候，首先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因而得到千万学子的呼应，他们于是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个潮流的促进者和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