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国人常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与此相对应，国民性批判一般都是强者对弱者的卑贱化建构、歧视性描述与否定性评价。通过这种反复不断的负面言说，让弱者认清自己的弱者地位，更驯良地服务于强者即批判者的利益需求。

所以，所谓国民性批判，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所批判的内容是否真实，而在于必须通过这种言说建构批判者与被批判者的权力关系。被批判者如果企图通过改过自新、洗心革面摆脱那些被建构的劣根性，以便得到批判者的认可和赦免，那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妄想。人类驯化牛的历史大约五千年，牛的克勤克俭、忠于职守已经完美得无可挑剔，可是牛永远摆脱不了那根皮鞭，和那一声呵斥： 孬种！这就是国民性批判的核心机密。

十

中国国民性批判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出现在近代被殖民、被掠夺的境遇中。西欧殖民掠夺者为西欧之外所有被掠夺、被殖民地区的居民建构了大致相同的负面形象，比如说美洲人没有灵魂，不是人，印第安人不热爱生活，不热爱劳动，喜欢集体自杀，说非洲人智力低下，接近动物，很可能没有灵魂。说中国人欺骗、愚昧、奴性、邪恶、保守、迷信、没有理性，等等。说穿了就是一句话： 中国人只适合像古希腊的奴隶和他们正在捕猎的非洲黑人一样为他们服役，服务于他们的利益。

西方殖民者用枪炮征服了中国，同时用这一套国民性批判话语，摧毁中国人的文化尊严，诱导中国人自觉地服务于他们的利益。欧洲国家对中国国民性的描述，是国家对国家、民族对民族的诬陷，是强势民族对弱势民族的整体性歧视。

中国的精英群体在漫长的失败与绝望中，全面接受了西方殖民者对于中国国民性的否定性评价，而且进一步将殖民者概括的“国民性”概念发展为“国民劣根性”，并进一步将殖民者为全民族打造的这道精神枷锁完整地转嫁到了底层群体的脖子上，自己则像孙悟空的元神一样，悄悄地从这枷锁中溜走了。

由此，自古以来国民性批判中的权力关系，由一重增加到两重。西方国家为了建立和巩固他们对于中国的支配权，不断地对中国实行着整体性的国民性批判；中国的精英群体为了建立和巩固他们对于中国底层群体的支配权，不断地对中国底层群体实行着国民劣根性批判。

十一

中国精英群体喋喋不休叨咕了一百余年的国民性批判，就是一种刻意建构底层群体的卑贱与愚昧的人文学说。它在中国社会重组的过程中，可以为任何一个拥有控制权的强势集团服务，在西方国家殖民和奴役东方世界的所谓全球化过程中，则实际上在为西方殖民者张目——因为中国毫无疑问是国际社会的底层。

一种意在激发中国人奋起自新，以图摆脱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的学说——国民性批判学说，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为西方殖民者在中国推行殖民与精神奴役鸣锣开道，只能是将中国社会的经济行为组织到西方殖民者所建构的政治框架和利益框架之中。这是鲁迅等国民性批判的提倡者们万万没有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