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能够广泛地影响世界的大国，一定是一个思想家辈出，在参与世界知识体系建构的知识生产中，不断推出新的整体性思想体系的国度。更直接地说，就是不再拼凑他国的思想文化的百衲衣，而是以中国经验、中国元素建构的社会生活理念和生命价值观，成就自己文化形象的整体高度和阔度——必须在人类文化价值观上，拥有影响和引导这个世界前进的文化力量。于是，我们的思考，就从上世纪的“去中国化”进入的新世纪的“再中国化”问题域。

一、从“去中国化”到“再中国化”的世界大势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大国地位的逐渐确立，大国文化安全必然提到当代前沿问题的议事日程。我们需要追问的问题：整个人类文化紧跟西方后现代走是否是“精神生态”福音？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是否应该力争在未来世界同西方文化一起成为人类的“新双元文化”？新世纪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所面临问题及今后走向学术界是否应提升到“大国文化安全”的高度加以体认？我们是否可以提出文化“再中国化”的文化战略？在我看来，我们应当对当代中国文化中西方后现代虚无性和“妖魔化中国”的危险加以剖析，对一些国家和地区“去中国化”的问题加以深度批判，进而提出“中国文化的世界化”与“西方文化的全球化”应该形成良性互动，这才是未来人类的福音。当然这有赖于新世纪文化的“再中国化”，以避免日益恶化的“文化战争”。

全球化时代中国必须有真正的文化自觉并建立高屋建瓴的“大国文化”，其具体表现为在“物质现代化”的同时开始“精神现代化”的历程。当务之急是要破除对西方的仰视心理，对西方目前存在的诸多“现代性弊端”加以质疑，对那类缺乏反思地不断追随西方现代性，将中国作为论证西方理论和实现西方思想的工具的做法，加以真切地反省。进而看清美国在物质主义和视觉主义取胜的同时，其不断衰落的人文教育和不断滑坡的精神世界导致的人类未来走向的严重盲视。换言之，我们必须在西方世界理论热被视觉化和世俗化消退之后，开始重新在反思层面上重新思考人类文化何处去的大问题。

中国需要更为清醒地认清西方“去中国化”在一个世纪以来对中国形象的种种严重危害，弄清其根本问题的深层症结之所在。在我看来，“去中国化”现状隐含了一个严重的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横加干预的文化政治问题。“二战”结束以后，美国的霸权主义开始急速升级，在其不断干预下，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始了“去中国化”的恶性进程。西方的“去中国化”集中表现在“黄祸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上。

其一，“黄祸论”。几百年来，西方人把给欧洲带来破坏和威胁的“蒙古西征”看成“黄祸”，并将中国描画成恐怖的国家。在19世纪，西方更进一步将中国看做愚昧暴力的“黄祸”，目的在于为将中国分裂成为多个国家张本。在巴枯宁、皮尔逊、老罗斯福等人的言论中，几乎到处都是蔑视中国人的殖民主义观点。{1}这种西方中心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种族敌视和文化偏见，导致整个世界对中国的敌视和隔膜。其实，西方也有明白人，美前驻日大使顾立克就认为：整个人类近代史上只有“白祸”——白种人欺凌有色人种的历史，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贼喊捉贼的所谓“黄祸”。{2}真是一言中的！

其二，“中国威胁论”产生于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成立，那种自强自立、和平民主、国家独立的形势使得美国称霸世界的幻想破灭，于是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论”，推认中国的成功可能在东南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对美国统治全球形成“红色威胁”。可以看到，中国在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之时，加速了经济起飞并逐渐显露大国崛起气象之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再次动用“威胁论”的冷战思维，攻击中国的富强会导致世界的战争。其实这种基于“冷战模式”的意识形态差异、历史文明差异、社会制度差异攻击是无效的、短视的，说到底，这是西方对西方中心主义衰落的本能恐惧和非我族类的狭隘心理作怪，没有认清中国崛起是现代性普世化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历史文化智慧对整个世界提供“和平共处”方略的福音，而绝非西方对“非西方”崛起看成“文明世界”威胁的“有意误读”。

其三，“中国崩溃论”。当“黄祸论”不攻自破、“威胁论”成为笑谈以后，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又提出“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国内失控而即将崩溃。中国不仅没有向前苏联一样崩溃解体，反而在十年间迅速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于是“威胁论”再度响起，“崩溃论”不绝于耳。可以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直都没有调整好自己称霸世界心态，没有摆正东方与西方的位置。然而，这个世界的未来不由西方人说了算，而是包括东方和西方的人类共同说了算。

其四，“去中国化”。1945年，朝鲜半岛从日本统治中解放出来，在美国的强力干预下，朝鲜教育审议会通过了在中小学教科书中废除汉文全部使用韩文的决议。其后制定了《韩文专用法》，在小学教学中完全废除汉字教育，仅仅在初高中教一些常用的生活汉字。在朴正熙时代，韩国进一步颁布了韩文专用企划案，全面废止了在小学和初中的汉字教育，同时韩国公共机关全面禁止使用汉字。从仁川机场到汉城（今首尔。——编者〔注〕）市内几乎看不到一个汉字，仅仅在几家中国书画店铺可以看到中国字。受惠于中国文化的韩国“去中国化”可谓非常彻底。

战后日本投降后，转身成为美国的崇拜者。美国要求日本全面“去中国化”，这个千年来受中国文化恩泽的影响深远的国家，加速了废除汉字的历程——中学课本中很少有汉文诗文，轻视汉字的政策导致了青少年一代对汉字的隔膜，日本年轻学生对汉字和汉字日益疏远。加之其崇拜美国大兵，全日本重视英语的后殖民倾向相当严重，昔日的汉字词汇和日语词汇正被英语音译的假名所代替，日语中的英美外来语充斥，日本成功地进行了“去中国化”策略，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日益“脱亚入欧”。

1945年以后，进行了差不多二百年的越南语拉丁化运动开始加速，曾经“中国化”的越南知识阶层开始推进拉丁化文字在越南的普及并成为正式的越南文字。这种从废除汉字到全盘拉丁化的进程相当彻底，汉字在越南已经被彻底废除，拉丁字母化的越南文字，成为这个曾经与中国文化息息相关的小国的国家文字。

同样，新加坡是华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75%），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新加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直是大英帝国在东南亚最重要的据点，后经莱佛士努力而逐渐发展成繁荣的转口港。1942年后被日据三年半后归英国管辖，1946年英国将新加坡从马来西亚分离出去，充作英国的海外基地和在东南亚势力的象征。最后，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宣布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新加坡通用华语、英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四种官方语言，但政府机构等多通用英语，学校也以英语为教学语言。可以说，这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重视英语轻视汉语的后殖民景观比比皆是。

可喜的是，随着中国经济军事的崛起，中国的大国地位获得了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认同。于是中国文化和语言重新获得了周边国家的重视。尽管“去中国化”的论调仍不时地冒出来，但整体上“再中国化”已然成为中国周边国家逐渐明晰的基本文化战略。可以看到：韩国从2000年开始恢复使用汉字，并在中小学推行1 800个汉字教育；日本也在“脱亚入欧”的喧嚣后让日本学生重新开始学习汉语，每年都有数万日本学生接受汉字水平考试；而越南与中国的边贸十分火热，汉语也成为与英语同样的热门外语；新加坡政府近些年来主导民众“讲华语运动”，新一代华人使用普通话的现象日益普遍。可以说，新一轮的汉语热，说明了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未来的信心，中国的发展将带动周边东亚国家的发展，乃至世界的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当代中国的一些食洋不化的全盘西化者，无视中国大国崛起的事实，坚持西方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这种后殖民心态使得他们将自己的姓名改成洋名，对坚持中国文化创新的学者加以打压，听到“中国元素”就指责为封建保守，见到“中国经验”就称为民族主义，谁提出“中国文化身份”就给谁扣上“文化保守主义”的帽子，谁坚持“文化输出”就认定谁“反对现代性”。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这种文化虚无与文化失败的情结与“去中国化”的逻辑，居然具有内在一致性。

我认为，新世纪中国学者需要重新体认并提出真正意义上的“天下观”。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而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国家是政体，而天下是胸怀眼光和道德仁礼。如果说，“西方的天下观”是全球化的同质化的单边主义，那么，“中国的天下观”就是提倡多极均势世界中的文化差异多元主义。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未来世界中国文化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不仅关涉到中国的和平发展，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和谐发展。近代中国文化发展，遭遇到西方霸权话语的“合法性”暴力，他们制订政治尺度和文化条约，我们只能遵守执行。一手拿枪一手拿《圣经》的西方征服者，通过战争获得了西方文化话语的高势位，迫使中国文化全面失效，并一直游离在世界文化话语规则制定的边缘。如今，中国需要重新认识自己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意识到中国不应该满足于人类物质生产加工厂的地位，也不应该基于若干个人财富积累走一条非可持续发展道路，更不是要谋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而导致“中国威胁论”。而是通过个体的文化修为，促使民族文化逐渐走向自觉自信、从容高迈，不再渴望中国文化走向“西化”，而是渴望中国文化与西方优秀文化在差异性文化中互补中，提升人类内在心灵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