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明是建立在小规模多元体相互竞争基础上的文明，中国古代文明是大一统的以安分敬制为基础的非竞争性文明。后者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虽然可以通过规模效应来形成对前资本主义西方的优势，但这种砖墙式的帝国结构，与西方文明的类生物细胞体的多元结构相比，缺乏面对环境挑战的适应力与微观试错的变异能力，这就导致了它既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在近代也无力应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挑战。日本作为东方国家应对西方挑战的成功决非偶然，其关键在于其结构内部具有类似于西方的多元性、分散性、竞争性的特点。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就在于，在政治威权体制的推动下，激活了社会内部的微观个体、地方与企业的竞争机制，从而使小规模、多元性、自主性与流动性相结合而形成的竞争机制，在中华大地上得以形成。这一转型的意义就在于此。

本文尝试通过比较中西文明演进的路径，来分析传统中国文明存在的一些结构性的缺陷，并以此解释中国近代化为什么失败，以及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在文明史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可以说，这是一个相当宏观的课题。我们将涉及到文明的比较，不同文明社会的社会结构，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对其后来现代化过程的制约与影响。

本文对历史上的制度演变过程进行考察，受到了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的启示。新制度主义本来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学派，它也是当代经济学中的主流思潮。如果说传统的制度主义是把有形制度或成文制度作为研究对象，那么新制度主义则扩大了研究范围，它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各种游戏规则、习俗、惯例、包括潜规则，也作为制度来予以认识，这样就大大扩展了研究范围，提高了对社会演化过程的解释力。在新制度主义看来，制度就是人们在适应环境挑战的过程中形成的、用来约束人们行为的游戏规则，新制度主义特别注意考察一种历史上的制度，是如何在适应环境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制度是通过什么路径进行演化的，新制度主义提出的试错理论以及路径依赖理论，对于我们研究人类的制度文明的演化机制的历史学者来说，在方法论上特别有启示意义。这种方法对于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活力，它已经逐渐扩展到政治学、社会学与其他学术领域。本文也尝试运用这一理论方法，对中西文明中的制度演进作出自己的解释。

一、从近代中国应对西方挑战失败谈起

中国近代化的失败原因，学术界存在着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我们在教科书中耳熟能详的。这种解释认为，如果没有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可以缓慢地通过自己的“资本主义萌芽”，同样能发展出资本主义来，根据这一解释，这一“必然”过程却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而被迫地中断了，于是中国沦入了半殖民地社会。然而，这种解释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即它是从外部因素来解释问题。它不能回答，日本同样是东方国家，同样受到西方的挑战，同样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压迫与文化冲击，为什么日本却能成功地经由这种挑战的压力，而发展为东方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则相反。我们必须从中国文明与日本文明作为两个应对西方挑战的文化主体这一视角，根据它们在应对西方挑战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应对能力，去寻找造成这种不同历史结果的原因。不同的文化主体应对西方挑战有不同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考察非西方国家近代化的不同结果，涉及到一种新的历史研究范式，即文化范式。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夕回忆说，在甲午战争前夕，他跑遍了整个北京城的书铺，却买不到一张世界地图，尽管此时已经离鸦片战争半个多世纪。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对来自西方列强的挑战，到这时仍然如此麻木，如此无动于衷？这是因为当时的科举考试不需要考生懂得世界地理的知识。因为中国知识精英完全被吸引到科举考试中去了，他们在价值观念上具有高度同质性，士绅阶层内部缺乏最起码的多元分化，难以产生知识分子士大夫个体的思想变异，以适应已经出现了的新的环境挑战。

另外还有一个同样很有说服力的例子，1866年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出版了一本介绍西方的小册子，仅仅在出版后一年的时间里，这本小册子就发行了25万册。而中国江南制造局自1856年开始出版介绍西方的书，在此后30年时间里，总共加在一起，只销售了1.3万册。如果再考虑到日本人口只有同时期中国人口1/12，日本国土面积只有中国国土的1/27。这个数字对比就更令人吃惊了。这个例子很能说明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挑战的迟钝与麻木达到了何等地步。我们还可以举出大量类似的例子。例如，根据当年清朝驻英国首位公使郭嵩焘在日记中的记载，他在国内招聘赴英国随员十几人，居然没有人应招。以上这些例子说明一点，那就是当时的整个中国的士绅知识精英阶层在思想观念上表现出了高度的保守性与同质性。在这种极度保守麻木的精神气氛下，像郭嵩焘这样少数主张改革的人，就会在广大士大夫中显得十分孤独，他们被视为千夫所指的“士林败类”。事实上，当年的洋枪队长戈登在给他母亲的信中也注意到这一点，他在信中写道：“我觉得中国是一个很奇怪的民族，他们对一切改革都很冷漠，只有李鸿章一个人除外。”中国近代士大夫阶级在民族陷入如此严重的生存危机时，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封闭性与保守性，这说明了作为“士林华选”的知识精英们在思想观念与价值观上的高度同质性。由此可见，生活于不同的文化中的人们，对西方挑战的适应能力，确实有巨大的文化差异。如果用文化范式解释中国近代化的挫折与失败，以及解释日本近代化的成功，确实比前面所提到的教科书范式，更具有说服力。

要研究近代中国文化为什么不能成功应对西方挑战，从一个更深的层次上看，就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模式，缺乏一种对变化了的环境作出能动的反应的能力。当古老的中国文明不得不与另一种强大的西方文明相碰撞与冲突时，它就会陷入持续不断的被动与挫折，并最终使近代中国陷入民族生存危机的境地。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化的转变的挫折，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为什么近代中国缺乏对外部挑战的适应能力？对这个问题的考察不能仅限于近代。这是因为，一种文明或文化对外部环境的适应力，是在千百年集体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中国文明的适应能力的考察，就必须以千年史的长焦距作为基础。下面，我尝试把西欧文明与中国古代文明各自的演变路径进行比较，来分析西方的竞争性文明与中国的抗竞争性文明的区别，我们将分析，中国文化由于什么原因，从而缺乏一种内在的自发的演化机制，难以像西方社会那样产生资本主义。本文还将把日本与中国这两个东方国家应对西方挑战的文化适应性相比较，来进一步说明这些问题。最后，我们还将说明，这一对文明的演化能力的分析，对于理解当代中国从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型，对于理解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运动具有特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