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文明的同质性与板块性特点

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代，中国古代文明走的是大一统的帝国文明的发展路径。事实上，中国历史上也曾经有过先秦时代那种小规模共同体多元竞争型格局。从结构上看，七国相争的局面，也具有小规模，多元性、自主性、边界开放性、人才的流动性，以及彼此之间的竞争性的结构特点，这种结构颇为接近于欧洲小规模、多元性竞争体制。但这一体制并没有长期维持下来。由于地理环境、人文环境以及本文下面要分析的一些原因，中国后来就走上与西欧发展不同的历史道路，即通过远古分散的部落并存，发展为西周分封制社会，再进一步发展为春秋战国的诸侯并争的多元体制，战国时代各国的均势平衡，最终被秦王朝的大一统所取代，中国最终演变为秦以后的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我们可以把中国自秦大一统以后二千年的文明，称之为王朝文明，这是以大一统的皇帝—官僚专政王朝的周期性轮替为基本存在形态的文明。王朝文明的特点是，一个王朝崩溃了，经过短期的分裂，然后又回复为另一个新的大一统的专政帝国。秦汉以后，经由三国两晋南北朝，此后就是隋、唐、宋、元、明、清。大一统的中央帝国，即王朝文明成为中华文明的基本存在形态。

为什么中国会走上大一统中央帝国的发展道路？为什么中国不是像西欧那样，始终保持着小规模、多元性、分散性、自主性、流动性的竞争性文明？对于这一问题，可以通过中国特殊的地理生态环境与人文环境来予以解释。

中国文明发展的地理环境的第一个特点，是黄土高原的地理生态的相对同质性，同质的松散的黄土层，小型冲积平原，温带气候，最适宜于发展单一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我们从甘肃到山东东海之滨的密密麻麻的星罗棋布的龙山文化的考古发掘中可以发现，先人生活遗址中的器物上的大体雷同，表明了小农业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的近似性。小农业生产的单一性，决定了人们生产方式、生活习性、价值观念，以及社会组织结构诸多方面的同质性。

中国文明发展的第二个环境特点是，在这些农耕共同体之间并不存在使它们长期彼此隔绝的天然地理屏障。散布在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这些同质的农业村社小共同体，均可以不受障碍地彼此沟通与相互影响。华夏地理环境的相对无障碍性，可以使这一广大地区内的各部族、各诸侯国家的人们，在语言上、思想观念上交往相当自由，孔子、商鞅、韩非子周游列国，从来用不着随身带翻译，就是一个例子。当欧洲大地上，异质的小共同体发展为分属于不同的语言、风俗、宗教、语言的民族与国家时，而在华夏大地上，正是小共同体之间这种不受阻碍的相互交流导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渐在文化上形成同质体的华夏文明的大板块。

第三个地理环境特点是，华夏文明与其他古代文明之间进行文化交往相当困难。首先，华夏文化与其他古代文明相比，是旧大陆诸多文明中最远离古代文化交流圈的文明。众所周知，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希腊罗马文明与印度文明之间，存在着广泛持久的文明互动与交流。印度虽然离地中海相对较远，但印度西北部的旁遮普的山口却很容易被外来的征服者打开，异族人只要进入这些山口，就可以如洪水般地涌入恒河平原。正因为如此，那些身材高大的亚利安人、追随亚历山大东征而来的希腊人，以及此后的突厥人、阿拉伯人、波斯人，甚至埃塞俄比亚人，都可以浩浩荡荡地进入印度文明的中心地带。相反，华夏文明却远远孤立在东方一隅。除此之外，华夏文明四周又被其东边的大海、北面的戈壁沙漠与西伯利亚寒原、西面的青藏高原、南面的热带丛林所环绕，这些在古代巨大的地理屏障切断了它与外部世界的广泛交流。我们可以把华夏文明的这种封闭性称之为巨大的地理“闷锅效应”。正是这种地理闷锅，使华夏文明在成熟以前，极少从其他文明中获得异质文化的信息与营养的滋润。我们可以把这一地理环境内的生活形态大体雷同的、具有同质性的各部落与共同体，比喻为“闷锅里的芋艿”，而在这一闷锅的内部，在漫长岁月中彼此之间的战争与相互交流，如同慢火，使其中一个一个的同质的芋艿，逐渐煨熟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芋艿糊。这一比喻可以形象地解释，华夏地理环境为什么会形成这一地区的文明走向大一统的趋势。这种同质个体在“闷锅效应”中的互动，最终导致板块型的中央集权帝国文明的出现。由于这个“闷锅”特别大，里面大大小小的“芋艿”特别多。一旦后来演变成统一的大帝国，这一文明共同体就具有巨大的规模效应。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农业帝国的巨大体量，可以抗衡外来民族冲击，保持民族长期生命持续力的巨大优势。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中国在早期文明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过小规模、竞争性、开放性的时代。春秋战国时的华夏大地上，散布着七八个实力相近的国家，人们要问，为什么春秋战国体制，不能像欧洲那些独立自主的国家那样，在长期相互对峙与竞争中，延续下来？

这种情况之所以没有出现，实际上还是因为早在先秦时代，诸侯国家在文化、宗教、语言、风俗方面已经具有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彼此相似的同质性。相对而言，同质的个体，比起异质的个体，在互动交流过程中，尤其在战争过程中，很容易融合为一个整体。这就是为什么西周初期一千八百余国，在兼并战争中国家数目越来越少的原因。到了战国时代只剩下七个国家，最后又由七国演变到秦王朝的大一统。这也是中国统一以后，即使再次出现分裂，最终仍然会“久分必合”的原因。相反，欧洲各民族在宗教、文化、语言各方面彼此异质，即使罗马帝国形成了大一统，仍然难以长期把这种统一帝国保持下去。

我们可以发现，秦汉大一统是同质共同体互动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大一统专政帝国反过来又运用国家高度的权威进一步采取同化政策，通过书同文，车同轨，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统一的官吏选拔制度，同样的重农抑商政策，进一步加快了华夏共同体内部的文化上同质性过程。

在这种“一道同风”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下，由于各地区之间的同质性，因而也不存在各地区之间的竞争性，古代中国已经不再可能出现先秦时代多元竞争格局体制下出现的某一地区相对于其他地区的区位优势。先秦时代士人阶层可以通过不断流动到有利于发挥自己才能的国家去，而到了大一统时代以后，情况就变了。

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以下这个著名故事：史载，西汉王朝建立以后，张良称病，杜门不出，自称“以寸之舌而帝王师，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事实证明他的明哲保身是有远见的。在汉高祖建国过程中，萧何、张良、韩信立有大功，被世人称为“三杰”。其中只有张良得以善终。为什么张良在西汉建国以后，没有想到采取“用脚投票的权力”到其他地方去建功立业，或采取其他的办法来避祸，而非要采取如此下策，以消极的退隐来苟全性命？这是因为，中国已经不再具有战国时代那种小规模、多元性、竞争性、流动性的社会环境，在西汉以后大一统的政治条件下，士人不能像先秦时代的士人那样，可以自由自在地离开一个他不满意的国家而投奔到另外的国家。他们在为皇帝效忠之外求得功名的机会与空间根本没有。如果他一旦感觉到已经失去皇帝的信任，或已经被皇帝视为“功高震主”的威胁，他除了寄情于山水之间明哲保身，或退隐于林泉之外，实在没有其他选择。

从此以后，在郡县制帝国的高度有效控制下，帝国内部某一地区很难产生制度上的变异，并以此来吸引各地的人才，形成人才的区位优势，而士人也不可能通过自由选择效忠对象，来发挥自己的才智。帝国的统治者也不必担心自己会面对其他地区的优势、挑战与压力。中央政府既然不用担心人才流动到某一地区去，当然也不必多此一举，为了留住人才而采取某种特殊的优惠政策，并约束自己的专断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