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人口仅占世界的6.3%，拥有的财富约占世界的50%……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成为嫉妒和怨恨的对象……我们在未来一段时期的真正任务是，设计某种国际关系，让我们能保持这种“不对等”，而不至于损害国家的安全……我们没必要欺骗自己，对我们来说，利他主义和恩泽世界都是奢侈品。

——“遏制政策之父”乔治?凯南（GeorgeKennan）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之际，加拿大政论家乔治?格兰特（GeorgeGrant）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帝国存亡》。作者在这本书中预测，世界将由三大帝国——美国、苏联以及大英帝国——统治。而他的祖国加拿大则正处在十字路口，将不得不在这三个帝国之中做出选择。

20年之后，格兰特在《一个国家的挽歌》一书中感叹道：“加拿大或许没有做出高尚的选择，但是却做出了十分精明的选择，因为它最终选择与美利坚帝国站在一起。”

格兰特做出这个判断的时候，已经见证了大英帝国的没落：金融中心从伦敦转移到纽约；海外殖民统治正在崩溃。同时，他还感觉到苏联前景不妙。1991年，格兰特去世3年之后，苏联解体。

这位政论家肯定没有想到，在苏联解体6年之后，他的同行、英国政论家保罗?肯尼迪（PaulKennedy）会做出这样一个判断：由于“帝国过度扩张”，美国也面临着失控的风险。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尽管美国当下在经济和军事上仍然是卓越的，但作为世界头号大国，它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两个大考验。首先，在军事战略领域，它能否在国家的安全承诺与实现承诺的能力之间保持平衡？其次，在全球生产方式不断改变的背景之下，支撑美国实力的技术和经济基础，能否不至于相对下滑？

保罗?肯尼迪认为，如同1600年左右的西班牙帝国，或者1900年左右的大英帝国，美国肩负的战略承诺压力太大。而这些承诺是几十年前做出的，当时，美国影响世界的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确定无疑。

他在文章中写道，美国现在面临的风险是帝国“过度扩张”了，也就是说，华盛顿的决策者必须面对一个艰难而且持久的现实：当下美国的全球利益和责任的总和太大了，以至于不能同时保卫它们。

保罗?肯尼迪不是唯一关注到这个问题的学者。2003年10月，政论家罗伯特?哈里斯（RobertHarris）在《星期日邮报》上发表的题为《罗马宿命等待美国？》的文章中提出疑问：华盛顿会像罗马帝国一样死于帝国过度扩张吗？海外驻军会因为国内的破产而不得不撤回吗？美国的整个理念最终会被某些新的变种的信仰摧毁吗？美国的新世界秩序会被摧毁吗？

同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战争与和平研究所教授杰克?斯奈德（JackSnyder）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帝国的诱惑》的文章中，也提醒美国决策者注意过度扩张的风险：

随着帝国过度扩张的动荡变得更清晰，历史上的很多大国都决定通过更大胆的预防性攻击，来解决它们安全上的两难。但这些行动都没有奏效。比如，为保护它们在欧洲的财产，拿破仑和希特勒进军莫斯科，却反被俄罗斯的冬天吞没；威廉皇帝的德国试图突破包围的盟军，却迫使美国的军事力量也参与反击；陷入中国沼泽地并遭遇美国石油禁运的日本帝国，本想通过夺取印尼油田，对珍珠港采取预防性攻击，以打破日益逼近的包围，但结局都是帝国的崩溃。

斯奈德教授所说的“预防性攻击”，意思是，既然认定战争在未来——不管是否迫近——无法避免，那么，就在实力平衡向着有利于敌人的方向改变之前，对敌人进行战略性攻击，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军事攻击，也包括具有攻击性的战略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