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1日的早上，李润棠说：“咱们都去吉林，你跟我坐一个车去吧。”

我说：“不能坐车，以免暴露身份。”

上午10点，新七军的尉官在警备司令部院子集合。焦副官给我一件美国呢子大衣，领子很高，这件衣服对我非常合适。李润棠告别时对我说：“一切保重，要小心谨慎，我认为关梦龄是个有办法的人，不会束手无策，吉人天相。再见。”我感到李润棠这个湖南人对我很义气，我把手上一块西马牌手表撸下来送给了赵小姐。

院子里挤满了人，乱吵乱嚷，不像是队伍，仿佛庙会一样。有人喊站队，喊了半天才站了几行队伍，苗可成、陈震寰、李继先，七八个人与我站在一起。他们抬了一箱饼干。从警备司令部院出来，奔空军司令部，七马路督察处……路两旁站了不少老百姓，我把大衣领高高的立起，把帽檐扣在眼睛上，整个脸外人看不清楚。所谓败兵之将不如丧家之犬，一点也不错呀。经过督察处时我望了一眼，门口什么也没有，往日的威严，刹那化为云烟，一切都完了。

下级军官和士兵并不在乎这些。在路边休息时，我看到一个士兵卖自行车，他要100万元，老百姓给60万元（东北流通券），这个士兵说：“你再加5万元就卖给你，这个自行车是新的，65万元你占了便宜。其实我们的机关枪、大炮都给你们了，还在乎这辆车？拿去，加五万也可以，不加也没关系，都是中国人。”只有团长以上的官，才现出特别难过的表情。有的两眼微红，似乎掉了泪，我心想：事已至此，难过也是无益。

每次坐下休息，苗可成他们便坐在我的周围恐怕别人看见我。路上，全是新七军的官兵，有坐汽车的，有骑自行车的，有徒步的。秩序紊乱，不成样子。我正往前一步一步地走着，忽然一辆吉普车停在我身旁，我一看是军部陈处长和几个人。他叫我坐车，我坚持不肯，他们又上路了。这样一来，队伍里有人知道我了。我心中非常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