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2月14日在北平招考北平特警班学生。考完试出来，我走到一个死胡同，这个胡同叫“鬼门关”，我心里很不痛快。没有几天，特务头子戴笠下了个条子，把我关起来，过了一次鬼门关。在无可奈何的时候，最容易迷信，并以此来安慰自己。

我回到住处，昨天那位穿大衣的干部，见了我说：“你上楼住吧，你们的人也知道你来了。”他引我上了楼，在门外他就喊：“陈哲，你看看谁来了？”

呵，陈哲、杨绍林、邱明瑞、翟丕翕、杨钧，都来了！

“督察处来了几个科长了？”曹科长问。

“我是总务科科长，杨绍林是情报科科长，这回又来了督察长，越来人越多。”

“早晚都跑不了，早来好。”曹科长接着又说，“你们谈谈吧，看看吉林市还有谁？找找他们。”

曹科长走了，我们扯起来。自从突围失败便各自分散了，只十天的功夫，经过了各自不同的奔波又在这会面了。他们说陈哲是自己到吉林警备司令部报到的，别的人都是一个找一个找来的，这叫连环套。

大家谈了一下项迺光的下落，谁也说不清楚。吃完晚饭，陈哲自己拉胡琴，唱青衣，大家还买了一些花生米、茶叶，等于开了一个小型茶会。十来天的改名换姓的生活结束了。这么一唱，精神轻松了许多。

第二天早晨起床，陈哲到我这个屋子与我谈了多时，他说：“这里是公安处的招待所，这里住的人，有公安处的干部和他们内部犯了错误的同志；还有捕来的几个可疑的人；剩下的十多个人都是军统，这里顶数你的官大。”

我问他曹科长在什么科？他说：“公安处处长叫陈波，副处长姓朱，治安科科长吕浩，是陈处长的爱人，曹科长是治安科副科长，在招待所负责。陈处长一定要找你谈话的。”

这一天7点钟刚过，曹科长叫我们几个人跟他到公安处去。还是我来那天的院子，不过进的屋子是西式的，屋子里有沙发，写字台，一个穿着古铜色旧呢上衣，背头，戴着近视镜，一只胳膊的干部站了起来，他笑着与我们打招呼。陈哲对我说：“这是陈处长！”

我给陈处长鞠了一躬，他叫坐下。我们八个人都坐在大沙发上，我坐的位置与陈处长的写字台很近。在陈处长旁边坐着一个女人，穿黑制服，可能她就是吕科长。桌上放着纸烟，战士给每人倒上茶，曹科长把烟递给大家吸，陈处长先对我说：“过去没到过吉林吗？”

“没有到过。”

“吉林不如长春热闹。”

“长春是伪满的首都，人口多一些。”

陈处长转而对大家说：“你们来了不少天了，早就想和你们谈谈，一直没有功夫，今天咱们好好谈几个问题。我说话，大家能听懂吧？”

他的广东话接近北方话。我们回答：“能听懂！”

桌上放着一个本子，陈处长把本子打开，说：“今天我们讲四个问题，第一、是中国革命问题；第二、现在的形势；第三、宽大政策；第四、义气问题与你们的出路。”从7点半讲到11点，问题讲得很透彻，关于宽大政策讲得更清楚，这个问题，我听得非常仔细，对宽大政策有了初步了解。谈到义气问题，他说：“义气是反动派很讲究的东西，对蒋介石应当讲义气吗？不论是朋友或同事，只要他反人民就与他一刀两断，不要因为义气而不肯与他划清界限。对人民要有义气，对反动派不应有义气……”

“关于你们的出路问题，应该靠拢人民，与反动派一刀两断。这个决心要下，要用行动表现出来，要老老实实地向人民低头认罪，诚诚恳恳地为人民服务，就有你们的出路。在我们队伍里也有从反动派来的人，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的起义，就受到了人民的欢迎。你们应当选择自己的出路，那就是靠拢人民……”

讲到11时，讲完了。我对宽大政策与出路这两项很注意，我心里明白，现在要检举特务立功赎罪。没有这个行动，不足以表达向人民靠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