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于浩在九台，这可靠吗？”

我说：“据翟丕翕说于浩是他的总务组组长，从不离项迺光的身旁，如果于浩真的在九台，那也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接着陈处长站起来，拿了一张地图铺在写字台上仔细地看着。这时吕科长问我：“项迺光在长春都有什么亲友？”

“他有一个表姐，表姐夫在督察处充上尉人事科员，叫刘继皋。住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别的关系我不清楚。”

陈处长又坐下，问了一些项迺光的化装情况，就叫我回来了。我心想突围那天早上在兴安桥卡哨分手，项迺光不先进城，就是防备别人检举他的。他这一手现在说是做对了，如果我真的知道他的下落，今天为了我自己的前途，我一定检举他了。

我的心情很焦躁，家中也不通信。造谣社说：郑洞国带领三百官兵，在长春殉国。北平家中知道这个消息，一定担心我也在长春牺牲了。造谣社无中生有，造这谣将来如何自圆其说？送来的报纸说，沈阳蒋军也惊慌失措。如果国民党能占领许多地盘，还有许多军队，我就可以像被俘的长春市长赵君迈那样，用一个共产党干部换一个国民党的干部，赵君迈就是用人民作家金人换回来的，回来之后仍任长春市长。如果国民党节节失败，就换不成了。

这里还有长春兴安中学校校长胡松岳一家。两口子都是大学毕业，北平人，在这反省不错。曹科长叫他管招待所账目。他认出我是督察处的督察长。

我来到这儿的头一晚上，楼上发生的女人叫唤始终困扰着我。这天我上了楼进了胡松岳的屋子，朝他对门一看，那屋坐着一个女人。那屋正是那晚我的楼上。于是我问胡松岳：“那个女人是谁？”

“我老婆的娘家嫂子。”

“我来的那天晚上，楼上有一个女人叫唤，还有两脚跺地板的声音是怎么回事？”

“那是我嫂子头痛，躺在床上叫唤，两个孩子在地板上乱蹦。”胡松岳的老婆这样解释。我笑了笑，看来我的神经太过敏了。

楼里那两个反省的干部举动很稳重，非常有修养。我们上街有人跟着，他们出入随便。我问胡松岳这两个干部犯了什么错误？他说：“大概是不服从领导。”

这两个干部有一个姓邹的三十七八岁。有一天我到邹同志那屋，他正在整理一张表，我一眼便看出是长春督察处的人事系统表。他还整理这个？我特别想看这张表，我掏出纸烟，给他一支，他不要，我强给他，他接过去，没有火柴，他便下楼去找火。我赶紧挨近桌子，一看真是督察处的人事表，有我的名字，旁边还有“又名关锡九”。别人的人名，职务有一些不对的地方，我的姓名、职务都对。另一页是长春站的人事表，只看见“项迺光”，邹同志就上楼了。我问他：“你还办公？”

“他们忙不过来，求我帮忙，给他们整理一下。”

关锡九这个名字是我在中学用的，以后到社会干事我发现“锡九”有许多人用，我就不用了，用我的号“关梦龄”代名，名、号一致。在反动派里凡是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叫关梦龄，不知道叫关锡九。能知道我叫关锡九的，只有中学的同学。忽然我想起今年3月，一个叫陈尔立中学同学，从哈尔滨到长春，由在骑二旅当副团长的同学杨崇侠陪同到督察处去见我。他给我送了一条纸烟，说他由哈尔滨市来长春，计划到沈阳，求我给买一张飞机票。我给他办妥了。那时我很忙，也没顾得详细问他底细。可能他是共产党的地工人员，不然别人不会知道。这张表可以证明公安处知道我的情况不少。我回到房子里又生了疑问，这张表难道故意给我看的？表示公安处对于关梦龄什么都知道，连你的学名都知道，你要好好的交待问题！是这个意思吗？

11月2日的早晨，起床后在院中散步，朱副处长满面笑容地走到我的跟前，说：“老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沈阳解放了！”

“啊，沈阳解放了！”我重复着朱副处长的话。这与我有什么好处？沈阳解放能把我释放了吗？不见得。同时心里也很宽慰，幸亏我没往沈阳跑，否则还得往北平跑，万一跑不了被抓着更麻烦。沈阳解放，东北解放，华北早晚也得解放，这是兵败如山倒哇！卫立煌守不住东北，傅作义也难守得住华北。这样一来，东北、华北和西北完全解放，蒋家天下去了一半，再从共产党手里拿回来不容易了。在目前情况下争取活命就是我最大的幸运，蒋介石是指望不上了。我忙说：“好极了，早解放一天，沈阳老百姓少受一些痛苦。”马上我又对朱副处长说，“不是说‘找人’吗？怎么找？时间太长了，恐怕找不到，越快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