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说：“老邱这种作法我不赞成，要处死你，人家就没有相应的准备吗？还能叫你动手？”

“准备也不一定准备得那么好，有机会就干，人急跳墙！”翟丕翕气愤地说。

“我在吉林呆了好几年，从这里到车站这条路我熟悉。如果不是往车站去，那就是糟了。”杨钧从旁说。

“不管怎样，一看情形不对就得动手！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杨绍林的决心很大。

“我认为绝不会有意外，咱们不要这样胡搞。如果真正无事，我们搞出事来，作了无谓的牺牲，那可是冤哉枉也。”我知道干特务的人行动野蛮，性情粗鲁，很容易滋生事端。

“不会无事，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这是邱明瑞与翟丕翕二人的一致看法。看来他们二人是今天晚上的危险分子。

陈哲、杨成荣和长春站那个司书都没说话，在那吃花生，但很注意我的态度。我想，今晚共产党是不是杀我们，我的心里也没有底。也可能杀我们，不过杨成荣不应该杀呵，他不是军统特务。可我又一想，过去我们杀人的时候，不管是不是共产党，抓着与八路有关系的人都杀。杨成荣当过谍报队组长，又是我的勤务兵，还不该杀吗？我又一想不会杀我们，因为我们还能主动赎罪，况且在招待所住这么些天，也看不出来要杀我们的迹象——我的思想是：如果真要杀我们，我们也不要动手，命该如此，动手也无济于事。我们今夜有8个人，如果要杀我们就不能来8个人，而来30人或20人。这些常识谁不知道，又何况我们是些军统特务呢？而这八个人中我是头，将来闹出事来，人家还不找我算帐？一定说是我指使的，绝不能说杨成荣指使的。这一点我心中犯嘀咕，所以我唯恐出事。

我很后悔，不该给他们买酒喝。于是我装着到门外吐痰，看一看门外有没有人，幸好没有人。我们就各自回屋休息了。

在迷迷糊糊的梦中，杨成荣把我叫醒，说要上车站。我起来之后擦了把脸，大家把东西收拾好，往外搬。

我下了楼到曹科长那屋，他还在床上睡觉，我告诉他要走了，他也没有起来，只是说了一句：“好了，到长春好好争取吧。”

我们几个人跟朱同志走到门外，一看不是汽车，是一个胶轮大车。车旁边有六个带枪的武装战士。朱同志叫我们上车，我叫他们七个人先上，而后我才上去。我坐在车后边。战士前边坐三个，后边坐三个，朱同志挨着我坐。我没有看见邱明瑞和翟丕翕的表情。车一动，朱同志拿出一盒烟给大家吸，因为才两点钟，还很冷，我把脑袋缩到大衣领子里，心里希望赶快到车站，可别到另外的地方。千万不要出事呀。我吸完了一支烟接着又吸另一支，我对翟丕翕说：“丕翕你冷不冷？你若冷，我把大衣给你穿？”

“不冷，我的棉袄挺厚。”

“穿我这个皮大衣吧！”朱同志从身上把一件羊皮大衣脱下来，交给了翟丕翕。翟丕翕坚决不要，朱同志一定要他穿，我说：“朱同志叫你穿就穿吧，不用客气。”

我对翟丕翕说话的意思是试探一下他的情绪，听一听他的话声是不是很紧张。想法子打破这紧张的局面，故而利用了大衣的题目。想不到朱同志真的把大衣脱下来给了翟丕翕。这样一来我心中安定了，这是上车站，绝不是枪毙我们。真的要枪毙，还怕冻着？由这一点，我问杨钧：“杨钧，咱们上车站的路对不对？”

“对，对，就是这条路。”

朱同志问：“你们谁在吉林住过？”由这就开始聊起天来，不但不紧张，也不感到寂寞了。胶轮大车走了一个小时到了火车站。我心想：“谢天谢地，平安到达。”

注：

① 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建于1946年初，国民党军统局北方区区长文强（中将，1949年被俘，1975年特赦，现全国政协委员）为强化东北及长春地区的反共力量，巩固国民党在东北的统治，扼制共产党力量在“北满”的扩展，签呈陈诚，而建立的特务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