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晚上趁看守不在甬道上，董顺球、王焕斌就与我打“电话”。一天董顺球告诉我：“听说陈牧也来了，在四平抓到的。”我说：“早来晚来，早晚都得来。逃走的太少了。”

我大包大揽了杨成荣的事情。没几天就看不见我的这个勤务兵了。可能是释放，回家生产了。

有一天，看守战士把董顺球提出来扫地。他扫到我的门口，趁看守没注意，他把我的门一开，扔进来一个苹果，一个很好的大苹果。我拿起来擦了擦，偷着吃起来。我一边吃一边想，有家眷在长春倒是好，还有人送东西，我的家在北平，离这太远了。

晚上董顺球在他那屋对我说：“尝尝苹果吧，长春的水果是很缺的呀。”

“你给我这个苹果，我心里很高兴，象征着我的事将来会平安结果。”

“对，一切没问题，我们这些人都认为脑筋最好的就是你。到什么时候，你都会有办法，不会吃亏。你看现在，你睡床上，我们躺在石灰地上；你吃干的，我们喝稀的。将来更不一样，现在这里分三等犯人，第一等就是你们这几个人，住单房间的；第二等就是我们和楼下的这些人；第三等是前面圆楼里的反革命犯，在那比在红楼还厉害。”

一天，张看守长在董顺球的窗前大发脾气：“给你们报纸看，你们在读报中串供，乱说话，你们是吃草的还是吃饭的？你们若是吃饭的为什么不守制度？一个人不干人事那就不如吃草的。今天这是警告，要注意！”

我一听，这是指张飞骂李逵，是批评我们这几个监号。可能我与董顺球谈话被他们听见了。犯人嘛，什么都要忍受，我想这还是好的，厉害的恐怕还在后头呢。

我想将来一定有那么一个场面：一个大屋子，上面坐着法官，旁边坐着记录员，另外坐着旁听人，两边站着武装战士。把我提上堂，对我公审。把督察处杀人的事一件一件来审。对于这种局面我抱定宗旨，问什么答什么，一切杀人罪责我一概承认，都是我关梦龄干的。好汉做事好汉当，决不拖泥带水叫人看不起。给法官找麻烦那又何必呢？怕死不等于不死。

不久，我看了冯至写的一本《平凡的真理》，上面只有两句话我记下来了，“往坏处打算，往好处争取。”我振作了精神。我认为到长春一定要枪毙我，但我要往不枪毙的方向争取。

快要过春节的时候，我又写了沈阳地区军统特务材料80多页。还应该写什么呢？要大力争取，不然自己就有生命之忧。

春节过得很难，我又吃一般犯人的伙食了。只吃了两顿有几块肉的菜。除夕之夜，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香烟慢慢地回忆过去的许多个春节：1945年的除夕，“八?一五”光复后，回到北平。与父亲母亲及弟弟团聚了。作为一个接收人员真是扬眉吐气，趾高气扬。住着大房子，坐着高级车，一切应有尽有。同事和朋友们在除夕的夜晚到我家欢聚，屋内温暖，人声欢笑，父亲看到这样的豪华生活，感到十分的愉快。第二天，大年初一，一件不快活的事发生了。早晨勤务兵从门口拿进来一张红色的贺年片，递给我一看，是八路军北平警备司令杨成武送来的。我很惊讶，八路军的贺年片怎么能送到我的大门？这是八路与我开玩笑吧？我把这张贺年片给北平站送去，并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马汉三（军统华北负责人），他对我说；“不是单单给你一个人，北平高级军政人员公馆，门前没有站岗的都给了。我们要针对这件事来布置我们的工作。”

1947年的春节，在北平特务看守所过的。因为华北特务内部闹人事摩擦，勾起我的贪污问题，戴笠把我押了起来。但是由于我在被押之前是军统局北平肃奸委员会的总务科科长，直接管理看守所的总务，这次被押，看守所所长以下的人员对我另眼看待。我受了优待，平日吃的喝的不是一般犯人所能享受的。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在除夕之夜，我与在押的特务赌博，喝酒，闹得也很热闹，并没有感到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