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也晓得“狱吏之尊”了。我想，国民党如果能回来，特务机关又不追我自首这件事，我首先要对看守所这些人予以报复，如果他们跑到解放区，我要布置一个潜伏组去行动他们！这样对我侮辱实在无法忍受。我从下午7点站起，一直站到第二天早上7点。开饭的时候我的两脚已经肿了。吃完早饭，坐在地板上，两腿麻木，如同失去知觉。自己偷偷地掉了几滴眼泪。自我安慰道：打掉牙吞到肚子里，忍吧。

在监号里最大的困难是大便。每天放便在早饭后，晚饭后。另外的时间有大便，要报告看守的战士。看守战士要追问：“为什么在大便时间不大便？现在要大便，挑什么皮！捣什么乱！”先予以批评，再向看守所报告，看守所还不一定有人。有人才能拿钥匙来开门，这就要20分钟。有的时候憋得难受，两手捂着肚子不能站起来。有一次我在开饭时要求大便，报告了半天没有人来。我不敢吃饭，怕吃饭之后拉在屋子里。作了犯人一切都完了，大小便也不自由了。

心里不痛快，不想活。如果能有一场病，病死了，那有多好。我看这种情况发展下去要开斗争大会，那时最好是被枪毙，脑袋上鎚一个眼，死不知道怎么死的。

刘新斋两手戴着手铐，还铐在后面。吃饭有困难，大便不能擦屁股。他头也肿，脚也肿。俗语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就是说男的怕腿肿，女的怕头肿，现在他头腿一齐肿，我看完了。我呢？什么病也没有，想死不能。可不可能在放便的时候假装逃跑？那样看守的战士一定开枪。这个法子也不好，假如一枪没打死，把我腿打断了，成了残废，死又不能活又受罪，岂不画虎未成反像犬。怎么样的死呢？每天晚上手淫，无数次的手淫，可以吐血死去。这种法子很慢，传出去太不好听。死，我不犹豫，不要在死时闹出一些下流的勾当，给人们留一些谈话的材料，那就不是好样的。死也要死得漂亮。不过想不出漂亮的死法。咳，成了犯人还是人吗？

上午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不知哪个犯人抓住了一个苍蝇，在苍蝇屁股上塞了一个半寸长的小纸条。这个苍蝇到处乱飞，飞到我们这个监号，我们谁也不敢理。一个看守战士发现了，他把苍蝇抓住，一看苍蝇屁股上有纸条！虽然纸条上没有什么字，还是追问是谁搞的？我们五个人都说不知道。那个战士姓富，他的意思是我的嫌疑最大，他问我，我当然不承认。他一口咬定是我搞的，我又有什么法子呢？同号犯人证明，他也不相信。我心想，我是一个危险性很大的犯人呀，要整我随你们的便吧。

每天发下来的报纸，一个号一个号的往下传看，但我不敢看。有一天传看报纸，看守战士发现报纸上有个小眼。他追问这是谁搞的？没有人承认，有人说这是原来的。但是不行，就这个问题看守所也来了人，追问在报纸上弄个眼儿是什么暗号？始终无人回答。从此报纸传到我这屋，我不敢看。我怕报纸破了一个口，或者碰坏了一小块，追问起来，三个“为什么”，我是答复不上来的。我宁可不看报，少找这些麻烦。

政府人员知道我们这些特务罪大恶极，诡计多端，认为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是特务行为，对政府不会老实，在监号必然捣乱。可是怎样捣乱呢？特务的手段是什么？他们知道得太少了。有的干部还不知道军统局这个名词。他们只知道提高革命的警惕性，闹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使我们在监号不敢动一动。其实犯人的真实思想动态他们一点也不知道，只知道发号施令，不听我的，我就给你吊起来，罚站、戴上手铐。这样的生活真是苦不堪言。从前，我押过无数的人，拿笔写一个条子就押，从不考虑住监狱的情况，现在我尝到了这个滋味儿。押人者人恒押之，自己命该如此。

我们确实杀了不少共产党人，但是我们对一些共产党人也有优待。1943年1月我在军统重庆特务训练班受训，我们这个训练班是视察人员训练班。担负视察特务工作与反贪污。也就是特务的特务。这个班共29个人，在戴笠公馆的隔壁，后山就是叶挺住的地方。有一次我们躲警报，到了后山，看到了叶挺。一个同学对我说：“叶挺吃的比咱们好，重庆最近买不到猪肉，可是他还是每餐有猪肉吃。他什么也不缺，只缺一个太太。”那时对叶挺没有罚站哪，可是现在对我们为什么这样呢？我承认杀了很多共产党人，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宽大政策”，杀人是公开的秘密。可是共产党人说“不打不骂”，但戴手铐子，吊起来，这是言行一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