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这些审讯干部对特务技术知道得太少。这也难怪，这些二十几岁的干部解放前还念书呢，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军统特务”，解放以后才接触我们这些特务，所以只能要材料，别的谈不到。因此，我想把特务技术写一些，供给他们参考。“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我拟了一个提纲，也没报告郭股长，自己就写起来了。先写特务是什么时候有的？历史上，明朝的刘瑾就是特务，他有组织，叫什么厂卫。到了清朝雍正年间“血滴子”也是特务。有这样一个故事，雍正唯恐他的大臣不忠于他，试验大臣对他说谎不说谎。晚上，一个大臣在家正与小老婆玩骨牌，灯光一闪，一张骨牌没了。第二天大臣上朝，雍正就问这个大臣：“昨夜在家干什么了？”大臣说：“昨夜与小妾做骨牌之戏。”说对了。雍正便把昨夜的那张骨牌交给了大臣，正是少的那一张。如果这个大臣不说实话，即是欺君之罪。类似这样的例子都是特务行为。

之后，写了一些特务技术等方面的材料，如情报、侦察，逮捕、审讯等，共写了四本，有三百页。我写完由徐克成替我抄写下来。日特竹中看了我的这些材料说：“哈，哈，关先生知道这么多的特工知识，我们过去对军统局不知道，只知道蓝衣社厉害！”

我也问了他一些日本特工的情况。按他说，日本特工也有一套，比如在北京的一个日本特务头子，和北京人一样，化名“王二爷”。他就是日本特工技术较好的一个。日特在中国活动多数是收买利用中国人当腿子。日本钱多，只要肯花钱在中国的特工就能搞好。所以说，日本特务技术在中国没有完全发生作用，发生作用的只是运用中国人。

我听了竹中的这些话想起1945年，“九·三”胜利后，军统局的特务在北京首先要逮捕日本特务头子“王二爷”，但是没有抓到。据说“王二爷”自小在北京长大，一口北京话，生活习惯也是北京化。所以很容易潜逃。这种特务技术就相当高。

1937年抗战开始，绥远的一个喇嘛庙走了一个喇嘛，这个喇嘛在这个庙已经7年，平素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以后才知道他是日本特务。这样的潜伏工作也做得好。再举一件丑事，傅作义部队用的包头以西的军事地图都是日本关东军测量局的，而不是我们参谋本部的。说明日本特务技术是很高的。

竹中，在哈尔滨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干了多年，但对于特务外勤知道得不多。

我把写成的这本特务技术材料交给了郭股长。我对郭股长说：

“我这本材料，在被捕的这些东北军统特务里，是不一定有人能写得出来的。”

郭股长笑着说：“又自满了，你还能写很多东西，这屋子里有纸有笔，有时间你就写。”

我们屋四个人，开了一个会，做了一个学习时间规定：早饭后到晚饭前，是各人写材料时间；晚饭后到睡觉前是自己学习时间。竹中的俄文好，徐克成的日语好。我要学习外国语，徐克成说可以学习俄语。我就与竹中挂钩，我教他中国话，他教我俄文。每天一小时俄文学习。这些我对郭股长说了，他说可以，不过指示：“不要耽误写材料的时间。”由这以后每天学习俄文，于看守有本俄文读本，我就利用这个读本学习，把这本书都抄下来了。

4月中旬，有一天郭股长把我们的门打开，领进一个穿灰棉军服的人，也有三十六七岁，高个白脸。郭股长走了，我问他从哪来，他说了几句话，听不出来是哪儿的人，不像北京口音，有点像东北话。我正猜测的时候，徐克成发现他一进屋就注意竹中写的日文材料，果然是日本人。他是日本特务，叫谷口。抗战时在山西，“九·三”胜利后，到长春给美特做工作。解放后他没有跑了，潜入到解放团冒名国民党军官，好几年才把他查出来，送到公安局。他这一来竹中有了同乡了，徐克成也能说日本话，于是这屋就不断日本话了。

在5月的上旬，我看报纸，看到反动派还不断派特务到大陆进行反革命活动。我想我到台湾去做人民政府的地下工作可不可以呢？完全可以。我设计，先到西康的西昌，从那再往云南走，转道香港，再去台湾。到了台湾就说解放后我逃到沈阳的一个亲属家中潜伏，后来不能潜伏了，才一步一步地逃到西昌。这样潜回军统特务机关，我能够给人民做很多事情。可是真的回到军统特务机关，被特务识破，给我一上刑，我是坚持到底呢？还是说实话呢？我与项迺光从长春向外突围未成，我们俩人分手的时候，他说：“咱们这样办吧，自己想办法走，谁到了北京，或到了南京，就把咱们突围的情况报告给局本部。”我在长春没跑了，北京也没有我，又没到南京，特务机关还不考虑我的下落？再说，我到长春市公安局，东北的这些特务谁都知道。这些特务如果有一个被释放，能不出去讲我的问题吗？另外特务在东北的潜伏组织真的一个也没有了吗？不一定。回到特务机关，我还可以说，我是迫于当时环境假自首。这样可以说得过去。最后我决定无论如何要给人民做一些事情，牺牲生命，在所不惜。至于政府准不准许那是政府的问题。我左思右想就把这些计划当面报告了郭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