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谈了有一个多小时，最后我问：“科长，我这个案子政府已经决定了，我非常放心。说是没有死刑，没有无期徒刑，那当然是有期徒刑了。有期徒刑是13年呢？还是10年？”

“你不要问这个，反正对你是最大限度的宽大。这样的宽大，不但人民有意见，就是你们这些人，也认为判得轻。你好好争取吧！”

我们屋的竹中走了，把崔毓琛调来了。他是保密局长春站国际组组长，专做苏联工作的。长春解放后，他抱着电台自首，表现得不坏。解放前与我也认识，这次调到一个屋子，我心中很高兴。因为竹中走了，他可以教给我俄文。我对他一说，他慨然允诺。

一个礼拜天早上，又是10月17日，长春解放两周年。看守所把广播打开：“今天上午在胜利公园举行公审反革命分子大会，共有7名……”

收音机关了，我一想开公审大会，又要枪毙人了！我回头一看，看守战士把裹腿都打上了。这少有的现象肯定与公审大会有关。我想了一会儿，枪毙谁呢？小红楼上没有人，只有前面圆楼的人了。我问徐克成：“圆楼的特务还有谁？”

“好几十呢，李寓春都在那儿呢。”

下午晚饭后，一个看守战士来换岗，他脸上还有灰尘，我问他：“你们今天到胜利公园去了吧？”

他没有说话，只点了点头。我心中明白，一定是从圆楼提人出去枪毙，能有李寓春吗？

10月底，中国人民志愿军过了鸭绿江，情况很紧急。我们看守所的窗户一律钉上管制灯火的黑色防空纸。这使我知道美帝飞机可能到东北空袭。战事迫在眉睫。

一个下午，郭科长找我到前楼，他说：“现在有一个从台湾来的特务，押在楼下三号。你去了解一下，要纵的横的关系，与他同行的特务都有谁？都在哪？这个工作比较困难，你打算怎么做？”

我想了一下，说：“我以军统潜伏组组长身份出现，只有用这个关系，才能开展这个工作。”

“一切情形靠你自己去了解，看看与政府掌握的材料能不能对上号。这件工作越快越好，你马上到三号监房，回头再把他调过去。他戴着铐子，你也戴一件。”

“我戴脚镣吧！”

“行，你到看守所跟宋所长商量。”

到了看守所，我砸上了一副中等的脚镣。拿了一床被子到了三号监房。不一会儿，看守所把这个现行特务调了过来。他两手戴着铐子，拿着被子、毯子，身上还披一条毯子，上身穿一件便衣袍子。贴身穿一件英国式的西服衬衣，脚上穿一双礼服呢便鞋，胶底。东西放在地板上。我看了他一眼，他看了我一眼。他坐下来把毯子包在身上，另一条毯子坐在屁股下面，被子盖着脚，显出很冷的样子。这家伙二十八九岁，高高的个子，灰黑的脸，两只狡猾的眼睛。这小子表面看不好斗。

我一直头朝里不看他，忽然我猛地一动，脚镣子哗啦一响，随即我站起来，小便。他看了看我的脚镣。我回到原位上“唉”了一声：“×他妈的，倒了霉了。戴上这玩意老子就害怕了？”

他还没说话，我便把头往墙上一靠，两眼一闭，往右一倒，他赶紧过来扶我。我长吁了一口气，勉强地坐了起来，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两手一抱脑袋。

他小声说：“不要着急。”

我一听是山东口音，便说：“你不知道多么气人，叫我没脸活着，真他妈的背时！”我这样自言自语地说，他不能不发问：“你是怎么回事？”“我是特务，不是特务还不丢人呢。”

“呵，怎么丢人？”

“我在长春潜伏了两年，没暴露身份。在审讯中方知道最近从台湾来了特务，这样一来，公安人员认定长春有潜伏组，一查，我的一个组员被捕了，他把我供了出来。你看，这么一来，一连串，都完蛋了！”

听完了我的话，他低下了头，一会儿他问我：“台湾来的是什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