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克文出去写了两天材料，回来直摇头，似乎有什么难心事。这小子一肚子诡计，两眼一翻，就生个坏道。我不理他。

一天上午，于审讯员找我：“段克文在你那个小组吗？”

“是的，表现不好，问题多。”

“问题不少。他是不是军统？”

“是军统，不是基干。他怎么交待的？”

“他说，1946年在沈阳，由辽宁省主席徐箴介绍任东北统一接收委员会纠察队队长，以后就到吉林省当参议，又当伊通县县长，一直到长春解放。”

“他这是胡说，欺骗政府，1946年他到东北统一接收委员会充纠察队队长，是军统东北特务头子文强介绍去的。没有这个关系，监察处处长冯庸是不接受的。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他说徐箴介绍去的，那是想不提文强，躲避特务关系。在抗日时期的活动，他交待得也不清。他在小组会上说，他当游击副司令什么也没有干，这也是令人不能相信的。我看这家伙，不是交待问题，是来钻政府的空子。”我告诉于审讯员，先追他在东北的社会关系，到东北先找的谁？这样一追就使他破绽百出，现原形。

第二天早饭后，提走了段克文，中午回来，他戴上了手铐，脚镣。一上楼，各屋的犯人都看他，他歪着脑袋，颇有不服之慨。

我对郭科长说：“别看段克文不承认军统，但是用话一激他，就能承认。”

郭科长说回头我自己审他。郭科长在晚饭后，把段克文提到看守所。段克文上铐下镣站在屋中央，我在看守所里屋整理材料。

郭科长问：“段克文你的问题坦白得怎么样了？”

“我的问题都坦白了。”

“我告诉你，我们这里捕获的军统特务有的是，好几百。正牌的少将有张复、刘文白，中级特务更多，你算什么？你也不过是文强的腿子，有什么了不起！你还调皮捣蛋，真不知趣。”

“我是军统少将。”段克文偶然地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你是军统少将？好，能坦白就好。只要你能坦白，交待问题，我们欢迎。那你明天写份材料，什么地方，在什么时间任少将？有一些什么活动？”

“1945年4月江苏省主席王懋功在重庆引我到戴笠公馆，戴笠一见我，就给我一个少将专员。”

这是胡扯，戴笠从没有这么简单，就派一个少将，只有不熟悉戴笠的人才能受他欺骗。现在他既然说是少将，就叫他交少将的罪吧。

审后郭科长问我：“他是不是少将？”

我说：“不会是少将，他没有出身。派少将，要经过人事处的签核戴笠才能批准，一见面就派个少将，是不可能的。”

我在号内发动大家检举揭发，每个人都检举了一些反革命分子或供出隐藏的武器。段克文说他也要缴武器：“我在长春解放的时候，把一支驳克枪藏在了院中的煤堆里，我家在长春××街××号。”

我把这个情况反映给宋所长，宋所长说：“段克文这是捣乱，无理取闹，不要理他。”

有一天，我不在屋。大家对段克文提意见，说他白天睡觉。他不服，夏士栋给段克文一个大耳光。段克文两手戴着铐子，无法还手。我回来之后听说此事，批评了夏士栋。叫夏士栋写检讨书。夏士栋对段克文说：“我情愿加罪，非打你不可！你胡闹，我就要管你，县长、省长也不行！”

我对夏士栋说：“不行，打人不对，这是看守所！”

同屋的犯人对段克文都十分愤恨，他不守制度。还说：“你们用我作进步的台阶，那错了！我知道你们是假进步，实际你们心里还同情我呢。这一点我还看不出来？”

我对大家说：“叫他自己反省吧，不要对他进行帮助了。”

对于苗佩然的案子，我也多次进行了解。解放以前，他在国民党军队政治部工作过，充少校政治指导员，参加过国民党及三青团，解放后，在北京参加了工作，又分到长春电影制片厂。他因成立“砖头会”被捕，唯恐他是打进来的内奸。我很注意他的社会关系，他过去的上级现在有的在起义部队，有的在北京学习。他的亲友都在北京，长春没有社会关系。他这个案子归于审讯员审理。于审讯员找我研究了一次，我从苗佩然老婆的来信、他的日记里找不到现行反革命的依据。我说：“他历史虽有问题，但是现行活动没有。”我又建议，“长春的问题大致是这样，不会再有新东西，现在应该到北京了解他的一切情况。如果是现行活动，指挥他的人在北京，传递情报是他老婆的来信与他的去信。如果是这样，还要化验他们的信笺，是用什么方法书写的？是密码？还是什么化学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