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号来了一个新犯人，是邹瑞亭，军统长春站离职的组长。我在督察处时，与我往来颇为密切。

1948年4月他从长春兑了许多款子去了北京，现在怎么又捕了回来？

邹瑞亭进屋来的时候，脚刚踏进屋内，把行李往地板上一放，两手便一举：请大家多关照！露出了家礼。坐下之后，他说我算完了。大家问他是什么官？他说是军统局少校组长。大家笑了，说：“我们这屋有个督察长叫关梦龄的，都没有事，你这个组长，不在话下。”

他认出我来，站起来拉了我的手说：“见到你真不容易，北京的朋友都说你被镇压了。长春市除了你还有谁？官大的多了，可是实际办事的你是其中重要的一个。能看到你，我对宽大政策不怀疑了。你胖了。”

我们俩坐下来谈起来了，他说：“1948年我到了北京，带了许多款，有几百两黄金，不成想被长春一个商人杨霭祥骗去，没要回多少。没有办法，我借了几个钱，开了一个煤铺，1950年到了天津，天津公安第十分局找我去谈话，叫我以灰色面目出现，一方面叫我做买卖，一方面叫我给他们做工作，戴罪立功。我只在长春认识一些人，这样，经过了10个多月，我什么也没有干，一点成绩也没有，于是便把我逮捕，由天津解到这里。我认为这回算完了，在小红楼的一个小屋子，我把手指咬破，在白衬衣上给我老婆写了一句话：“瑞玉永别。”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天津，她们还不知我被解到这儿。想不到你在这儿，我高兴极了。”

我问邹瑞亭，在北京都看到了什么人？长春的朋友都有谁到了北京？他说：“长春站站长项迺光在1948年11月从长春化装到北京，站上的总务组组长于浩跟他一块去的。当时我在天津，项迺光派于浩到天津找我，要他的那个白金杯。原来在长春的时候，项迺光交给我一只白金杯，叫我带到北京给他经营一下，这一次他派于浩索要，我没有钱便没给他。后来他们就飞走了。”

“督察处长张国卿与项迺光前后脚到的北京，在北京交道口老刘家住了一个礼拜，也坐飞机逃走了。”

我感到邹瑞亭太势利眼，人家的东西为什么自己变卖了，还不给人家钱？项迺光已经不是长春站长了，管不着他了？小人作风。

邹瑞亭是地痞流氓，日本特务腿子，给日本人抱孩子，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日本话，后来又给白俄当仆役，又学会了俄语。伪满于长春警察六分局当特务股长。六分局住了许多白俄，归他监视，作了许多罪恶勾当。光复后，花钱运动参加了军统外围。在北京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当外勤督察员。有一次，派他去抓土匪，他不懂特务技术，叫门的时候，站在门的中间，手一敲门，里面“啪”地一枪，把他的右腿击伤，土匪没有抓着，自己先挨了枪子儿。谈起来真丢人。特务机关认为这种人没用，便放在一边不派他工作。他在医院把伤养好，一看没有人理睬他，又托人写了一封信调到东北。到沈阳后，他给军统局东北区秘书主任陈绎如行了贿，便派他到长春站工作。在长春站又行贿副站长袁士举，派他为少校组长。1947年春，因为长春战事紧张，他私自逃到沈阳，擅离职守，长春站当时的站长王力，即刻把他开除。可是他仍与军统的大小特务勾搭，以后认识了项迺光，认识了我。投机倒把，坐飞机运黄金。娶了小老婆，对他母亲与大老婆置之不理。特别在伪满的时候，倚仗日特，强奸白俄女人，逮捕无辜人民。

邹瑞亭到了我这组之后，心中很高兴，他单纯地认为：“关梦龄都没有枪毙，我有什么关系。”

这时从北京又解来一个栗宗元，他是伪满长春“三张二栗”的一栗。倚仗日本势力胡作非为，他看中了哪家姑娘，便给这家打电话，叫这个姑娘于晚上什么时候到某某饭店，如果不去，明天就抓人，说是反满抗日，是思想犯。看中了一个京剧女演员，唱完戏，就用车拉到饭店过夜，不去？行吗？邹瑞亭说他看见栗宗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