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特别小心，不会犯错误。”

“我听人说，你在家还请客，这种作风要不得，不行呀，要节约哇。”

“我找人吃顿饭你都知道？”

“有一个犯人住你对面，他说的。”

“是不是一个老头？”

“对了。”

我回来之后，我感到高心鲁还是大手大脚地花钱，他吸的是有锡纸的香烟，这有多贵呀。我想起1948年高心鲁给第一兵团副官处长罗寿安行了贿，得到10万斤大豆加工成豆油的生意，按当时计算高心鲁可得70两黄金。他本没有加工厂，便将大豆卖了，折成豆油价格付给兵团。两天以后，郑洞国来了一个电报，不许把大豆加工成豆油，让把十万斤大豆作为军队的主食。罗寿安找高心鲁强迫他还大豆，高心鲁便携带全家老小出了长春，逃到解放区。临走之时找我给写了条子。没有我的条子出不了卡哨。为此罗寿安还放出空气，说“关梦龄私通八路！”想起这一段，看他现今的作风我替他担心。

自从镇反过去，敌我划清界限，干部也不与我握手了，说话也你我分清了。尚传道的小灶也不叫吃了。他在号内也不准吸烟了，现在完全是个犯人，没有两样。这时在我的心中又悲观起来，感到在共产党方面工作，只准有功，不准有过，有了过是不能原谅的。动一动就犯原则性的错误，真吓人！这回郭科长犯了错误，我的一切工作还不是随之完蛋，倒霉，用了多少脑筋，全部白费。

1952年春天到冬天，又派我到各号去做工作，其中一次很特殊，没有过多要求我了解情况，只是叫我陪着，看来是担心此人寻短见。这是一个小老头，叫吴夙林，是长春人民法院院长杨超的岳父。吴夙林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与杨超结婚，婚后，长春解放，杨超被派到长春充法院院长。杨超把岳父介绍到长春财政局工作，管采买。1951年从长春往北京天津两地运了一火车铁，卖后要吴夙林采买一批货物。吴夙林把铁卖掉，货买的不多，贪污了公款。今年“三反”，就把他给检举了，吴夙林不坦白，经群众大会斗争，最后把他送到这里。吴夙林以为自己是杨超的岳父，给他戴上大脚镣，心里很不好过。我们在一块，我不断地安慰他。

吴夙林说：“我本来在解放区做小买卖。女儿和杨超一定叫我到长春，这回可好，丢人现眼，怎么活呀！共产党这些人，什么感情也不讲呀，没有的事硬叫我承认，说我到天津贪污了多少，他们到我家去搜，什么也没搜着，现在又给我戴上大镣子，我比反革命都厉害了，咳！”

我想，难怪吴夙林想不开。旧社会过来的人，知道国民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共产党不行，莫说法院院长的岳父，吉林省政府副主席周持衡照样因贪污腐化予以撤职处分。这种事在国民党就行不通，一个省主席有了贪污，托人一活动就大事化小了。国民党是人事关系第一，人情大于王法。共产党这么办，我内心敬服！说到哪办到哪，不论是谁，法院院长的岳父不但坐牢，还要老老实实地坐。

楼上还有几个“特殊犯人”，住的是单号、铁床，吃的与我们也不一样，吴夙林说：“今天早上我放便去，看见一个干部，好像是商业局局长，可能也是‘三反’①进来的。”

我说：“现在‘三反’进来的多，楼下住一个姜处长，据说是长春房地产管理处处长，对他们优待一些。”

这次“三反”，反下来这么多领导干部，真是想不到。“三反”开始的时候，我认为这也是一阵风过去就算完了。可是一展开，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越来越深。国民党能这样做吗？不能，如果这样干，所有的文武官员都要被反下来。国民党的人为什么不能“三反”呢？国民党的官离开本职，别的工作就没有了，因此，在当权之时一定要贪污搞钱，以备将来作“寓公”，否则单纯的廉洁奉公，到后来没有饭吃，无人过问。那时把这些廉洁奉公的人叫“傻瓜”。共产党的干部不需要贪污，工作与生活都有保障，不会因为生活而发愁，只要给人民做了工作，人民就会给你一定待遇，这都是社会制度的问题。因此，国民党到什么时候也“三反”不了，贪污也去掉不了。我这么一想，反动派确是不行，私有制度产生一切坏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