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事实是，大唐帝国和太宗，离不开武将，离不开武备。贞观十几年来，大唐征突厥、平吐谷浑、和亲吐蕃，现在，又征辽东，哪一日敢懈怠养兵练卒？当时的国际风云，固然是不进则退，而太宗亦绝非守成之君，太宗所冀望的大唐帝国，亦绝非守成之国。太宗虽然有意做一代治世之主，他也真正开创了一代治世。但他的雄心伟略，何曾忽略过四疆？正是这样，抑制武将与开疆拓土，将领缺乏与急需人才，才形成了解不开的结，成了不得不面对的矛盾。

现在，更因李治被选为太子，使得这个问题愈加紧迫。太宗深知，九子李治性情相对温弱，李治继统，乃是权衡抉择之结果。但李治将如何继续大唐的功业？太宗并无清晰的概念。东西南北，辽东、吐蕃、突厥等等，归服的未归服的，关系都须经营。更远的，朝鲜半岛、倭国、大食等，友好还是紧张，关系皆须处理。太宗留给李治的基业太大，但唯因家业大，李治的担子十分沉重。

辽东一直未平。出兵辽东，总是迟早之事。

但当此贞观十九年（645），太宗急于把这一件事付诸行动，亦不无更隐秘一层的考虑，即希望在有生之年解决辽东，减轻以后李治的负担：最后的紧迫感！

但上一代人若企望为下一代人做事，助益注定是有限的。最根本的是李治自己要会治国。治国须人才，李治的治国之才原本不如太宗，要拓展太宗留下的大唐基业，他该比太宗更需要人才。而太宗现在能够留给李治的最有价值的财富，恐怕也莫过于人才。太宗权衡再三，把李治托付给了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以李世之自爱又不乏忠心，太宗为李治拉拢他，也算费了心思。但太宗仍然不能回避一个事实：他晚年所面临的将才匮乏的问题，也将随着庞大的基业留给李治。

此时，太宗对人才的饥渴，相对于当年，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太宗想起刚才薛仁贵受宠若惊又竭力按捺内心激动的情境，心里道：“薛仁贵啊薛仁贵，你只知邀功求赏，哪里明白朕的心思？”太宗一再优待推重李世，李世固然不会不明白用意何在。而真正明白太宗更深忧虑的人，恐怕只有李靖。此时若能再出一个或几个李靖，即使此行打不下辽东，太宗也大可放心回师。太宗突然很想李靖在身边，可以和李靖谈谈兵法，太宗还想对李靖说，“朕打辽东，是为自己，为大唐，为太子！”这话除了说给自己，就只能说给李靖，才有意义。或许，还可以谈谈薛仁贵。虽然，一个薛仁贵的出现，比起武德年间群雄竞出的局面，显得太过冷清和惨淡。并且，这个河东人薛仁贵，是否是一个将才？若把期望放在薛仁贵身上，薛仁贵是否有能力承担？毕竟单纯的英勇善战不等于谋略过人，更不等于就有超人的眼光、御军指挥的才能。而这些都是一个将才所必须。太宗只是期望，期望新生一代的成长。

雨过天晴，群星不知何时已布满夜高空。

太宗对星空叹息。一个帝国啊，千端万绪。从即位到即将老去，去冬霜雪刚过，今夏雨水又多，作为天子，一事刚了又有新事来，每年有每年的忧虑。

这个夜晚，有多少人思绪万千？在另一个军帐里，李世同样难以成眠，虽然李世在此前的出征之议中婉曲地投了赞成票，但是身处战事中的他，很难完全乐观。他不敢保证战争的最终结果，唐军能在多大程度上获胜？

刚才，皇上召见了一个无名小卒，李世从属下口中听来这样一个小插曲。他或许没有时间去在意这些无关大局的小事。但是现在，他不免陷入这件小插曲所激起的思绪涟漪中。当年和秦王、和他李世一起战斗过的将领们，如今都哪里去了？在孤独感日益加深的这些年里，即使豁达如李世，也无法不感叹岁月的无情。当今的天子，必定有着比他更深的感受……

思绪太乱，李世从战争的形势想到自己的孤独感，又从自己的孤独感想到不完全乐观的形势。思想纷乱中竟渐渐入了梦去，带着未能排解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