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春季学期，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开设了他的第一门课。这是一门面向30多名航空系研究生的关于可压缩流体的基础课程。此外，这门课还对钱学森个人的一些工作及这一领域其他前辈大师所做的工作进行回顾与解释。

当钱学森第一次大步流星地走进教室的时候，他的学生们都非常吃惊。这个小个子中国人看上去并不比他们年纪更大。吉姆·奥尼尔回忆道：“他显得非常年轻，因为身材瘦小，看起来比他当时的实际年龄还要年轻得多。”身高168厘米，体重125磅的钱学森也比他的许多学生都要矮得多。在学生们的记忆中，钱学森总是西装革履，系着领带，显得十分正式。身形瘦削、声音尖细、讲话慢条斯理的他甚至会给人一种弱不禁风的感觉。不过，不止一位学生回忆道，能够跟着冯·卡门的得意门生、大名鼎鼎的钱教授上课，当时绝对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

然而，这种兴奋的感觉很快便让位给恐惧。尽管学生们来到麻省理工学院时，已经作好了面对激烈竞争的准备（写有“理工地狱”字样的小旗子在校园内很容易就能买到），但他们可没作好当钱学森学生的准备。这个小个子中国教授疾风骤雨式的授课风格让他的课堂变得恐怖无比，许多学生直到半个世纪后仍对其记忆犹新。他们都记得钱学森出过的那些难得要死的考试题，给他们打的那些惨不忍睹的分数，以及让人两腿发软的毫不留情面的评语。

“他以自我主义和不合群而著称。”詹姆斯·马尔斯蒂勒写道。而在丹尼尔·弗兰克的回忆中，“在轻松的社交场合，他总是一副很不得劲的样子，而对大多数学生来说，他都既冷漠又傲慢。”伦纳德·沙利文甚至说：“他是一个非常冷漠的人，在我遇见过的教授中，他是最冷漠、最疏远、最没人情味儿、最乏味的一个。他思想顽固、一意孤行，让他讲授的课程无趣又无味。他就像一个谜，我对他了解甚少，也没兴趣去关心。”克劳德·布伦纳形容他：“作为一名教师，钱学森简直就是一个暴君。”

每堂课前，钱学森都会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在黑板上狂写板书。从门前经过的人甚至可以听见粉笔吱吱作响，几个小时都不停下来。然后，钱学森便会胸有成竹地大步走向教室，面对等在那里的学生。

在《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杂志上，可以找到出自钱学森教过的一名学生埃德加·基茨之手的一段对钱学森教学风格最精彩的描述文字。“既没教科书，也没讲义，更没有实验室。我们所拥有的只是钱博士和挂在教室四壁的大黑板。钱博士大量地、充分地、迅速地使用着这些黑板，而我们尽可能跟上他的速度在后面狂抄。黑板上一个字都没有，全都是数学符号。”

上课铃声响过两分钟后，他会悄无声息地准时走进教室，走近教室前方左端的黑板，嘴里念叨着：“让我们开始……”随即用清晰坚定的笔迹写下一个等式。然后，他会瞄一眼自己的教案，在等式下面再写下一行等式，一行又一行，直到黑板写满。当然，他写些什么，我们完全看不见，因为都挡在他身后。当他走向下一块黑板时，我们赶快抄写露出来的部分，就这样直至绕教室一周。在第二轮板书时，钱学森会把黑板逐一擦干净。

偶尔，他也会给我们一些提示，让我们知道接下来要做些什么。他会说“积分”或是“微分”，我就赶快把这些提示写在公式旁边。但我永远都无法肯定他所指的到底是刚刚写下来的那个等式，还是他马上要写的一条。

大约这样写了20分钟，他会退后一步，看一眼黑板，然后说：“这中间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但是他却从来没告诉过我们为什么。在我们跟上他的思路之前，他便又开始在黑板上写起来，直到下课铃声响起才停止。此后，他便一言不发，走出教室，让我们把黑板上的公式抄完。

我们没有家庭作业，只有那些从课堂上抄下来的有待解密的公式。这并不容易，而钱博士一点儿忙都不帮。他无法忍受笨蛋。我的一个室友在第三堂课开始时打断了他，说：“钱博士，我没搞明白你是怎么推导出压力和体积之间的关系的。”

钱学森问：“你好好上课了吗？”

“当然。”

“那你就应该明白。”他回答说，转过身去继续在黑板上书写。

钱学森偶尔缺课。但他却从不解释。“周三不上课。”他说，然后就这样了。没人替他代课。有人猜测，钱学森可能不愿把讲课笔记交给别人。另一些人则认为，没有其他教授敢于取代钱学森。有传言说，当钱学森不来上课时，他其实是在高层会议上提交机密技术论文，但他从来都没有提到过这些论文或会议。

期末将近时，我们知道，考试将会来临。钱学森绝口不谈与之相关的一切问题。“如果你们真的理解了，那就不会有麻烦。”这是他给我们的建议。

结果证明他说的没错。满分100，我的分数是12分。班级里的最高分是22分，那个学生绝顶聪明，后来成为一名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钱学森最终算我及格，但我永远不敢运用从那门课上学来的任何东西。

或许在中国文化里这些都是合情合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