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麻省理工评论》（MIT Technology Review）上登出了钱学森被升为正教授的消息。在全美范围内，大多数教授都要从事20年以上的教学、咨询和管理工作才能获得这样一个永久教职。而此时的钱学森却仅有35岁。“钱学森如此年轻便能拿到终身教职，这是非同寻常的。”有人就此评价说。钱学森是麻省理工学院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

然而，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在考虑离开。1947年，就在钱学森接受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职位的一年之后，他得到了一个回国任教的机会。关于这个职位的确切资料不详，但看上去，似乎国民党政府有意任命钱学森担任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的校长。雄心勃勃的钱学森决定认真考虑这个邀请。他计划当年夏天回中国看看。这是他去国10年后的第一次归国。

这是一步钱学森必须仔细考虑周全的棋。这很可能意味着他将牺牲在美国奋斗得来的一切。然而，想到可以管理一所大学，对他来说也充满诱惑力。钱学森将可以影响到几代中国最优秀的工程专业学生，正如他的导师陈石英当年对他所做的一样。他可以在中国培育新思潮，甚至可能带来航空工业的一场革命。

鉴于日本已经战败投降，战争已经结束，中国必将进入一个加紧建设的时代。国家将会急需顶尖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以及像钱学森这样在美国接受教育、在航空领域拥有很深造诣的华人教授。在中国，钱学森的成就很可能不仅限于一名大学校长。他可能将成为一个传奇。

对于钱学森来说，还有另一个因素促使他考虑这一职位：他与麻省理工学院其他教授之间的分歧正在变得越来越大，对于航空系本身，他也越来越不满。很不幸，钱学森并不像他的同事那样受到学生的欢迎。这种冲突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研讨会上不断体现。

麻省理工学院举办这种研讨会的目的本来是促进学生、教授和访问学者之间友好的意见交流。但钱学森却总是坐在房间最后，翻看着杂志。每当发言者犯错误时，钱学森便会从房间一端大声指出错误。“钱学森把加州理工学院对发言者极其挑剔严苛的研讨会风气带到了麻省理工学院，”钱学森的助手莱斯利·马克回忆道，“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羞辱发言者，但钱学森的标准太高了。他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很不幸，不管他是否有意为之，有时他的言辞就是太尖刻了。”

钱学森对于那些他认为理论上不够严谨的人态度尤其尖锐。这些人很多都是航空工程系的资深员工，其中一些人仅有学士学位，甚至有人根本没受过大学教育。在他们那一代，航空工程师主要是探险家和飞行员，而不是数学家。因为在那个时代，这一领域还是一门新兴学科，根本没有相关的大学课程存在。“像夏茨维尔·奥伯和奥托·科彭这样的老一辈，根本对科学没什么概念。”马克回忆道，“他们认为冯·卡门那一套学术理念与造飞机毫无关系。不仅存在智力上的鸿沟，而且还有个性问题。我怀疑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根本就不开心。”钱学森对使用数学分析方法预测物理现象的执著观念，使得他成为一个“异类”。麻省理工学院校友吉姆·奥尼尔指出：“钱学森不是一个工程师，他是一个科学家。”

尽管马克和奥尼尔都无法给出肯定答案，但钱学森对航空系里那些不擅理论的同事表现得之所以格外粗鲁无礼，很可能源自他还是一名航空系学生时的记忆。在那个时候，即便掌握全世界所有的数学技巧，他依然必须满足“造出实用的东西”这个要求。

但是，离开麻省理工学院是一回事，回中国可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尽管钱学森计划亲自考察一番中国的现状，他仍在考虑永久留在美国的可能性。1947年，钱学森申请了永久居住身份。为了获得签证，钱学森必须先离开美国，然后以新的身份再次入境。1947年春天，钱学森飞往蒙特利尔，然后又于4月2日经由纽约州的罗斯边防检查站再度进入美国。这之后，他飞往加州，与帕萨迪纳的朋友们相处了几个星期，随即于7月启程返回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