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几个星期之内，促使钱学森更加坚定信心离开美国的几件事情接连发生。6月16日，威因鲍姆在家中遭到逮捕。美国政府以伪证罪向威因鲍姆提出指控，控诉他在1949年9月对一名美军军官说谎，否认自己曾是一名共产党员。届时，威因鲍姆正在为了申请喷气推进实验室材料分部的一个数学家职位而接受安全审查。钱学森正是威因鲍姆的推荐人。冯·卡门在自传中写道，钱学森被要求出庭指证自己的老朋友，但他却加以拒绝，这使得联邦调查局后来将注意力转移到了他的身上。

另一个可能的促成因素是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与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因为妻子和孩子都仍留在大陆，钱学森的朋友罗沛霖打算马上回国。鉴于中美之间日益恶化的关系，罗沛霖担心，如果他再多加逗留，可能就再也回不去了。罗沛霖回忆道，当时钱学森也怀有同样的担心。

钱家的第二个孩子、女儿钱永真出生后不久，钱学森就开始公开地为离开作准备。他写信给美国国务院，甚至亲自造访华盛顿，以获取官方的离境许可。他试着预定返回中国的船票，但却被告知，预订无法被确认。7月初，在加州理工学院其他一些中国学者的建议下，钱学森写信给国际商业联合会，由这个组织出面帮助钱学森订好了飞往中国的加拿大航班。钱学森计划从温哥华离境，乘飞机直抵香港。

钱学森的朋友对他真的决定要离开都深感震惊。当钱学森在古根海姆大楼的楼梯间对汉斯·利普曼教授漫不经心地提起他将回到中国时，利普曼认为他“疯了”。钱学森的老朋友威廉·西尔斯曾经问他，为什么一定要接触到那些机密材料。钱学森回答道：“不这样的话，我就无法完成我作为古根海姆教授的职责了。”西尔斯觉得钱学森有点过于夸张，但也理解，“撤销保密许可证这件事伤害到了他的自尊”。

一点儿都不令人意外，加州理工学院开始出面干预了。他们可不想失去这位最年轻的学术新星。校方请求钱学森重新考虑。李·杜布里奇暗地里非常积极地替钱学森争取恢复保密许可证，希望这样就可以让整件事就此了结。7月份，杜布里奇写信给冯·卡门，希望他运用自己在空军的关系，为钱学森进言。他还动用了自己在华盛顿的关系，向海军情报部门打探钱学森的案情进展。传回来的消息表明，整个事情不过是捕风捉影罢了。在所有这些信件中，杜布里奇都反复强调，钱学森是一位被错误地“指控”为共产党员的伟大科学家，如果让钱学森回到中国，美国政府将面临着双重损失。“让一个全美最优秀的火箭和喷气推进专家无法在自己选择的领域从事工作，通过这种方法迫使他回到中国，让他的天赋为共产党政权所用，这实在是荒谬。”杜布里奇写道。不止一位加州理工学院教授表示，他们担心钱学森将成为“苏联人的左膀右臂”。

“加州理工学院方面非常希望我能够留下。”钱学森后来回忆道。他知道，校方相信，只要能替钱学森把保密许可证争取回来，他便有可能留在美国。看到加州理工学院如此急于搞定这件大事，钱学森不情愿地推迟了启程时间。他告诉校方，希望听证会能够尽早举行，因为他打算在8月底离开美国。

到这时为止，钱学森几乎是同时在为华盛顿的听证会和动身回国这两件事作准备。7月将尽的时候，钱学森雇用了一家搬家公司，将他的家当都装在板条箱里，用船运回中国。这些东西预计在他乘飞机动身一天后搭载威尔逊总统号从洛杉矶前往中国。送货地址是在香港，最终它们将被转运到钱学森的父亲位于上海的家中。钱学森的妻子和子女随后与他在中国会合。

8月中旬，时间迅速流逝。华盛顿的听证会预计于8月23日举行，钱学森则要在8月28日动身。他的家里乱成一团，搬家公司的人进进出出，帮助钱学森打包。这家公司还收到钱学森的指令，将他的书籍和论文装在用防水纸隔好的箱子里。看起来，钱学森急于赶时间，当打包工人到的时候，他要求他们将这些材料放在箱子里，带到库房，在那里完成包装。

种种迹象显示，钱学森很可能会一去不回。这家搬家公司的所有者说：“准备运走的东西一看就是想要长久过日子用的。其中包括一架钢琴、家具、盘碟、床上用品、书籍、办公桌、收音机，甚至还包括一个洗碗机。这些都是安顿一个家所必需的。”鉴于钱学森打包带走了几乎所有的家产，看起来他是不打算再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