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8月1日，日内瓦万国宫外，蜂拥而至的记者们焦急地等候着里面即将传出的历史性消息。他们关注的焦点，是正在总统办公室中举行的谈判。谈判桌一边坐着美国大使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和他的3名助手。谈判桌的另一侧，则是中国大使王炳南和他的3名助手。会议室里不允许携带录音装置，速记员或记者也不得列席。讨论内容严格保密，直到30多年之后才慢慢解禁。这就是著名的“王炳南-约翰逊会谈”，中美双方就释放朝鲜战争中的战俘问题展开的一系列高层谈判。

谈判被证明是一场意志的较量。“尽管为日内瓦之行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我们还是有一种过去的经验全都派不上用场的感觉。”约翰逊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一位《纽约时报》记者后来评论道：“以坚忍而言，自本杰明·富兰克林努力为美国独立战争争取到法国的财政援助以来，没有一位美国外交人员的表现可以与约翰逊此次所为相媲美。”

表面看起来，双方都彬彬有礼。两位大使都遵循着严格的谈判礼仪。一方先宣读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每读一段都会加以翻译。随后双方开始轮流提出反驳，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以至于翻译竭尽全力才能跟得上辩论的速度。在王炳南和约翰逊发言或考虑接下来的行动时，他们的助手紧张地记着笔记，小声交流意见，随时将提供建议的纸条传给大使本人。

在第一轮会议中，约翰逊将一份列有41名滞留在中国的美国公民名单交给了王炳南，要求立即对这些人加以释放。作为回应，王炳南要求美国交出所有在美华人的名字和地址，并建议由印度驻美使馆对他们提供保护。约翰逊对此加以拒绝。

1955年8月8日，出乎所有人意料，王炳南在发言中提到了钱学森——这是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提到的第一个或许也是唯一一个有名有姓的具体对象。王炳南表示，中国政府收到了一封钱学森寄来的表明他渴望返回中国的信。王炳南宣称，这封信充分表明，在美国还有许多中国科学家渴望返回祖国，但却无计可施。

事实上，美国政府此时已经在决定钱学森的去留问题上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1955年6月，国防部长向总统艾森豪威尔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内容便是关于如何解决想要归国的留美中国科学家问题的。国防部认定，在“二战”后前往美国留学的5000多名中国留学生中，只有110多人所拥有的技术知识可能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备忘录指出，在这110人中，除了两名中国科学家之外，其余已经全都被允许返回中国大陆。国防部仍对这两名科学家心存疑虑，因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均与高度保密的国防计划有关。这两位科学家，一是参与胜利女神导弹（Nike Missile）项目研究的戴维·王（David Wang），另外一个就是钱学森。

美国国防部对放钱学森走这件事心存疑虑。然而，国防部官员们也承认：“他（钱学森）当时掌握的军事机密很可能已经被后续研究所超越，或者已经为苏联人所知。”

最后，是否放钱学森走的最终决定权交到了艾森豪威尔手上。（几年后，担任尼克松总统首席科学顾问的李·杜布里奇某次提及，艾森豪威尔可能从来都没听说过钱学森。他显然错了。）1955年6月12日，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秘书米尔德里德·奥斯伯森起草的一份政府备忘录中可以看出，总统的想法是“把他们全送回去算了”。第二天，1955年6月13日，艾森豪威尔决定放钱学森和戴维·王离开。到8月3日，国防部收回了所有的反对意见，美国政府开始为遣送钱学森归国而作各项准备。在一封日期显示为1955年8月4日的信中，美国移民局通知钱学森，他可以自由离开。当约翰逊坐在谈判桌旁的时候，对于所有这一切他都已经了然于胸。

在1955年8～9月间举行的无数次会谈后，美国和中国达成正式协议，遣返对方公民。

当钱学森获准离境的消息被公之于众后，媒体上纷纷猜测，这是否是一项交换条件。9月份，中国宣布再释放12名美国人，而钱学森的离境许可也正式生效。美国报纸在头版刊发社论，猜测整件事都不过是一场交易，可以想象，美国政府马上予以公开否认。

几十年后，在接受本书作者电话采访时，约翰逊自己也承认，钱学森的离开的确是一场交易的一部分。他指出，钱学森和其他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是用来交换美国在华滞留人员的“关键筹码”。

当钱学森整装待发之际，依然有人在暗中运作，努力想让他留下来。据皮尔斯回忆，冯·卡门曾经向他提过，有人告诉钱学森，如果他愿意到国会作证的话，他仍可留在美国。“但那对钱学森来说太丢脸了，他拒绝了。”皮尔斯写道。

几年后，周恩来评价王炳南-约翰逊会谈的结果说：“中美大使级会议……要回来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一件事情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会谈也是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