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钱学森开始四处观光游览，接受大家对他归国的欢迎。在深圳接受了简单的海关检查之后，钱学森登上了开往广州的火车。火车几乎每过一个小镇都要停下来，在钱学森的描述中。“车窗外，车站上全然看不到垃圾。没有随地乱扔的报纸或烟头。对获得新生的祖国的这个第一印象令我非常欣喜。”

在广州，钱学森受到了明星般的待遇。当地精英人士前往站台欢迎，并在中国自然科学联合会广州分会设宴为他接风洗尘。钱学森还在众人陪伴下浏览了市容。值得一看的东西很多。但对钱学森来说，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对两座党史博物馆的参观游览。一所博物馆正在展出苏联的经济和文化成就，而另一所博物馆则反映了中国革命筚路蓝缕的开端。位于孔庙的后一所博物馆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故址，毛泽东曾在这里教书。钱学森惊讶于这里的简陋：教室里只有几张手工制作的粗糙长凳，毛泽东的卧室里，长凳上铺了几张木板就成了床。钱学森开始对共产主义表现出浓厚兴趣，他开始阅读毛泽东选集、新中国宪法和其他有关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书籍。

又过了几天，10月13日，钱学森抵达上海。如今已经74岁高龄的钱父早已等在车站。深知儿子对艺术的爱好，钱家治送给钱学森的见面礼物是一组著名的中国画。这也是钱家治第一次得见自己的两个孙子孙女。刚开始时，沟通想必不那么容易，因为钱永刚和钱永真几乎听不懂中文。然而，这并不能影响一家人的天伦之乐。合家团圆的这一天，恰逢钱永刚的生日，一家人按照中国传统吃了象征长寿的面条。

钱学森在上海待了两星期，与老朋友见面，重拾旧日回忆。他也拜访了自己的母校交通大学。钱学森也顺道重访了杭州的儿时故居，给故去的母亲扫墓。

同8年前的那次归国见闻相比，钱学森对这里发生的种种变化大为惊叹。“上海对我来说不再熟悉，”钱学森写道，“街道如此干净，看不见小偷扒手，也没有拥挤的三轮车，或者是高傲的外国人。取而代之的是身着深蓝色棉布上衣的男男女女，以及带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全上海商店里的价格都是一样的，不再需要讨价还价。对上海来说，这真是新鲜事！”

10月底，钱学森和家人乘火车前往他此行的终点：北京。他们于10月28日抵达首都，由20位著名科学家组成的代表团到火车站迎接。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钱学森像英雄一样在京城刮起了旋风。他频繁出席盛大的宴会。在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主持召开的接风宴上，中国的科学精英举杯向钱学森致敬。与此同时，钱学森也见到了当时的国家副总理陈毅和其他一些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参加官方的欢迎仪式之余，钱学森也找机会游览了一下这个童年时代住过的城市。

北京城的今昔鲜明对比令人目瞪口呆。一些曾经举目可见的脏乱穷困的迹象如今都不见了。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她完成于1955年的回忆录《长征》（The Long March）中写道：“今天的北京，街道上不再有妓女，不再有鸦片的味道。广播里传送着京剧，商店悬挂着黑红两色的店标。昔日，人们要走很远才能挑到被污染的饮用水，今天，北京每一个路口几乎都安装有自来水龙头，清洁的水从中流出。当两辆自行车或黄包车撞到一起时，不再能听到尖叫或吵嚷的声音。”

贫穷为整齐划一所取代。新中国成立伊始，便建起了恢弘雄伟的人民纪念碑，四四方方的政府办公大楼也在城市中拔地而起。街道上，男男女女全都身着一色蓝布工装，看上去简直是一个消灭了等级差异的理想社会。

到达北京两天后，钱学森和家人游览了天安门广场。与城市里司空见惯的钢筋混凝土建筑不同，这里有汉白玉的石桥，雕龙刻凤的华表，还有闻名于世的天安门。钱学森回忆道：“这一幕太令人震撼了。对我来说，世界上没有哪一座名城能够和北京相媲美，而在北京，天安门是独一无二的。”

面对记者，钱学森表达了他对美国政府的愤慨，对新中国热情洋溢的颂扬，丝毫没有流露出内心对新生活的忐忑。的确，美国并没有给钱学森太多的选择——至少，就他的自尊心所能容忍的范围内，选择甚少。

钱学森应该知道，他在太空时代尖端科学领域作出原创性贡献的日子已经走到了尽头。在中国，他能做大事，但方式截然不同。在这里，他的远见卓识才是最重要的。他或许曾对自己说过，如果不再能够成为一个理论学家，至少，他可以成为一个中国的冯·卡门，帮助军方将新的科学发现应用到实际中去，为新一代年轻的科学家指出有待解决的问题，超越他自身所达到的高度。但钱学森也知道，他并不是回到一个大学式的研究机构中，他教导的人也并不会只是从事纯理论研究。回到中国的钱学森是来帮助这个国家发展它所急需的防御武器的——那或许是远程导弹，或许是核弹，也有可能是人造卫星。钱学森丝毫不认为这些工作有何道德上的瑕疵可言，他也不认为这会对世界和平与安全造成威胁。

刚回国时，钱学森是否对未来产生过某种担忧，我们不得而知。但几年后，他有些无奈地发现，他根本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能力帮助中国制造一枚足以行驶防御功能的导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