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因发展而引发的这一系列经济安全问题，无疑在警示着人们，中国固有的发展模式已不足以支撑长期稳定的发展，中国的改革之路必须通过再度“转型”，开辟出一条更为科学与和谐并能够保持长期平稳发展的道路。

二是比例失衡问题。2003年至2008年间所发生的一系列社会矛盾与冲突，很大程度是由前期改革发展中出现的“比例失衡”问题引起的。“比例失衡”已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瓶颈”，同样制约着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难发现“比例失衡”问题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中观、微观层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有些领域甚至已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

从宏观层面看，主要是两大“失衡”：一是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失衡。“过度投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老问题，甚至可以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保持30年持续高增长，其动力源很大程度来自各级政府的“投资冲动”，因此，“投资需求”在年度GDP所占比重逐年递增，目前已提升至45%以上，而“消费需求”虽然每年也以约10%的速率增长，但其在年度GDP中所占比重最高时也仅为35%，大大落后于投资需求以及发达国家的60%~70%的合理比例。二是国际收支“失衡”。这是由“经常项目”下国际贸易与“资本项目”下国际收支“双顺差”所引起的，它直接导致外汇储备大量积累，2008年末中国外汇储备几近2万亿美元。宏观经济的“内外双失衡”极易导致产能过剩、流动性过剩、资产价格“泡沫”等危机情况的发生，事实上2008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因美国“金融海啸”而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都与此“失衡”不无关系。

从中观层面看，近年来中央及民间反复提及的几大问题：其一是城乡发展失衡。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已严重制约中国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目前中国经济表现出的“内需不足”也主要聚集于农村需求的低下，城乡差距的日益加大不仅有碍社会稳定，而且更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2007年“城乡差距”达3.33∶1，创历史峰值，为此，“三农问题”一直引起中央高度关注。200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直接指向就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以化解中国经济面临的深层矛盾。其二是区域发展失衡。自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或主阵地始终在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集中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高度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已形成较大的经济落差，“梯度发展理论”始终影响与制约着中国经济政策向“沿海地区”倾斜，经多年的不平衡发展，目前中国的区域差距已被海内外媒体戏称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也正是基于这一现实，近年来“开发西部战略”与“振兴东北老工业区战略”已先后启动，多少显示出了中央“区域统筹与平衡发展”的新思路。其三是经济与社会进步失衡。30年改革开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这一原本正确的路线却被部分人士理解成了简单的“以GDP为中心”，即单纯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忽略了社会的全面进步，以至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30年后，社会问题却大量积聚，尤其是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住房、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制度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步伐，直至出现所谓的“坡脚改革”现象。此类社会问题的过度积压，直接导致了人们对改革“幸福感”的减弱，也迷失了人们对改革的信心，同时却加剧了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几率。

从微观层面看，更是矛盾重重，冲突不断。无论从产业政策、企业发展、分配制度，民生环境等等方面都存在着大量的不公与社会“失衡”现象。仅就用以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看，中国早在上世纪末就突破了0.4的警戒线，步入严重“两极分化”国家的行列。中国经济的发展历来有“三驾马车”之说，即投资、外贸、消费。但长期以来依靠的基本是“双轮”驱动，投资、外贸两者在GDP所占比重超过了70%，消费远远落后于前两者。因此，当“金融海啸”席卷全球，荡涤世界各个角落，“外需萎缩”致使外贸下降时，中国“内需不足”的矛盾就明显暴露出来。现时中央采取扩大财政投资，以强力撬动内需的举措，能否真正奏效则要看民间“消费需求”的最终增长。正因为如此，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上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强调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些充满新意的话语，表达的正是对“失衡问题”的关注及解决的信心。但解决目前面临的问题，显然已不能沿用旧的“改革方式”，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改革创新”，探索一条发展的新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