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争论及反思继续在发酵，逐渐从纯经济学的讨论发展到对整个社会改革的反思。有学者认为，有关国企改革的不同意见早就存在，有关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也早就提醒，郎咸平的意见之所以引发共鸣和争议，是因为反映出社会矛盾的激化，迎合了某种怨气和情绪，小股民和大股东、穷人和富者、老百姓和政府官员之间的落差成了这次争论的基础。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田间到工厂，回头看，这两个不同领域虽然与高效益、高效率的改革目标一致，但改革的轨迹却截然不同。由于没有土地产权变更的所有权问题，农村的改革显得比较单一，联产承包似乎即可解决所有农业公有制的弊端。但城市改革则不然，中国先后对国有企业实行了“放权让利”、“承包经营责任制”、“股份合作制”、“股份制”等方面的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对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改善和推进中国经济发展，曾先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国有企业的活力一定程度增强，对宏观经济环境和市场变化的适应能力逐步提高，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但这一波接一波的企业改革仍然不能根本解决国有企业最深层的产权问题及仍显低下的效益问题。

因效率和利益的驱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涉及的国有企业改革，磕磕碰碰20年，不管怎么改，最终都要涉及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效益不高的难题，企业的公有制及机制转换始终是绕不开的话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在80年代的基础上朝着转换机制、政企分开、制度创新、战略调整的方向迈进，国有企业改革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有企业市场化的改革成为热门议题，但也因为此，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论也一直相伴左右。

有学者指出，进入90年代以来，国有资产流失呈快速递增态势，主要的几种流失表现为：决策失误导致流失；在破产中、改制中、中外合资合作中流失；由于经营不善、财政性蚕食造成流失以及无形资产、土地不入账造成的流失。而国有资产自90年代后的流失也呈快速递增态势，据有关部门统计，每年国有资产至少流失800亿至1000亿元人民币。国有资产以如此惊人的速度流失，已经成了困扰改革与发展的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也遭受老百姓痛恨。

在改革成为经济发展主旋律的中国，国有企业50多年来效益不彰，已成为老大难问题，但郎咸平提出了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问题、改革的成本问题、改革中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的良心和社会责任，以及对改革的反思等问题，令中国的改革似乎又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