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端郡王在爱新觉罗家以智商低下而闻名，比张学良的媳妇儿、老丈人差远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自尊：自己的儿子被立了储，自己也使人婉劝外国公使入贺了，外国公使按惯例也应该前来的，他全家总动员，在家里大摆宴席，大赏各路来客，可是公使们居然不给面子，端王又不能像于小姐那样，以傲慢对付傲慢，真是气死了。洋人们绝没有想到，对于大清家事的不支持，居然成就了大清家里的首号反帝爱国英雄——“自是载漪之痛恨外人，几于不共戴天之势”。

太后也是如此。做寡妇四十年了，谁敢对她说半个不字呢？老实说，国内的反对她不在乎。她随便一个懿旨，全部摆平。但是外国人的眼色不看则是不行的。太后本来预定庚子年正月初一，也就是中国的元旦（1900年1月31日）让光绪皇帝行让位礼，让溥儁登基，改元“保庆”的。但是外国公使集体晾她的菜，再加上庆亲王奕劻与荣禄也以此谏止，搞得太后也不敢立行废立了，只在这一天派溥儁代光绪帝行礼，将其接入宫中，做了大阿哥。这一切，都让太后耿耿于怀！

就在耿耿于怀中，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另一股力量，这股力量让太后与端王瞅上了——现成的炮灰，我们正好可以借以打鬼嘛！

（二）一个传教士引发的血案

这股力量诞生于直鲁大地，名为义和团！

鲁西南以曹州府为中心的大刀会、直鲁边界以赵三多为首的梅花拳和鲁西北以朱红灯、心诚和尚为代表的神拳构成了义和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与中国民间流行的各种会匪并无区别。只不过，这时的他们专以洋人，尤其是以传教士为对象，因为民众对洋人存有多年的积愤。还是那句话，对中国百姓来讲，政府即使被外国打趴下了，改朝换代了，也不关他们的事。

但是生活伦理关他们的事，正如顾炎武所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所谓的“天下”既不是一个朝代，也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中与底层百姓密切相关的，其实就是生活伦理与社会秩序。而基督教的东传，既与中国旧有的生活伦理冲突，还打破了现实的社会秩序。中国百姓不管是理智上，还是情感上，皆不能接受，具体表现为民教冲突愈演愈烈。这里所谓的民，乃是恪守中国传统文化伦理纲常的中国之民；所谓的教，乃是传教士及他们庇护下的信仰基督教的中国教民。双方的冲突由来久矣！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中笼统规定：“耶稣、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自后有传教者来至中国，一体保护。”美国在中美《望厦条约》中要求：“除了传教士能在五口传教之外，还可以建立教堂。”法国更是不含乎，在中法《黄埔条约》里进一步规定：法国可在五口建立教堂，倘有中国将其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

这三个条约被西方传教士看作对华传教事业中划时代的新标志。有人宣称：“上帝与这般人民打交道，路总算打开了，他把他们带入审判，要向他们显出怜悯。”但是法国方面认为，仅准许西方人在五口传教、建教堂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中国自雍正皇帝起，就把天主教打作邪教，不准他的子民信了。于是他们通过当时的两广总督耆英向道光皇帝申请中国内部驰禁天主教。道光批准了。法国再进一步，要求归还雍正年间被查抄封闭的天主堂旧址，道光也批准了，但是他的谕旨明确规定，虽然天主教不再是邪教，中国人可以信了，但是西方传教士只能在五口传教，不得进入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