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利益之争。比如旧教址的归还、庙产及个人私产的捐献、教会地产的买卖与租借等，都牵涉到利益的分配。

第二，公平之争。传教士来到中国，发现清朝的官员等级制度就是好，所以他们很快中国化了，也分成若干等级以方便与中国官员平起平坐地打交道。具体来讲，主教与督、抚平级；副主教与司、道平级，神父和牧师与知府、知县平级。西方人眼中的清朝司法制度比丛林法则还要野蛮，所以传教士一直认定他们的“教民应当享受比他的非教民同胞更高一等的司法”。

在传教士的支撑下，中国人“一为教民，遂若为非中国之民”。以致于一位御史替非教民抱不平说：“教民亦民也，乃与平民争讼，到堂，平民长跪，教民则不跪；居乡，平民有差徭，教民则无差徭，平民有厘税、杂派、酬神、演剧等费，教民则一概全无。乌得不平！”那时的中国老百姓也很奇怪，他们给当官的下跪可以，可是别人不给当官的下跪，那就不可以了。乃一种政治上的“不患寡只患不均”的平等意识！他们为什么不争个也不跪的待遇呢？中国人两千年来一直是低头做人，若有一个同胞昂起了头，其他人首先想到的是把他拉下来，而不是“见贤思齐”！

第三，文化之争。基督教反对偶像崇拜，反对祭祀祖先，对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三纲五常都不遵守，乡民们当然看不惯，认为教民“无父无君”。

更关键的是，中国民间社会结构是宗法制度，民间社会组织是乡绅治理。中国的乡绅熟读儒家经典，信守儒家规范，出则为官，入则为绅，子弟读书为士，在民间的威望很高，好多社会纠纷、人事矛盾，甚至一些官司都是他们打理的。至于乡村庙会、祭祀、红白喜事等更是由他们操持。一句话，他们是社会公共事业的权威。现在来了洋鬼子，出了教民，乡绅的权威一再遭受抵制与冲撞，当然咽不下这口气。反洋教思想，应该就是由他们导引的。

中国一般乡民，大字都不认识三个的。诸位看晚清电视剧，城门贴了什么布告，都是由书生给围观者念下来的。所以，诸多反洋教揭帖应该出自士绅之手。正因为文化在他们之手，文化是他们的身家饭碗，所以其对洋教文化的敌视也最严重。面对异质文化的浸淫，除了少数的有良知的理性的清醒者，一般的文化阶层，表现出的都是本能的敌意。甚至可以这样说，受传统文化教育愈深，敌意愈严重。

第四，文化之争的背后，还有一个文化的隔膜。中国人瞧不懂西方的宗教精神，但是给其添油加醋则很老练，于是教会的诸多行为在中国人眼里就妖魔化了：比如“拐骗男女幼童，取其精髓制造丸药”；比如“童子割肾，妇女切乳，剜眼取胎，婴孩同煮”；比如“哄入伊教，吃了迷药，与伊同睡，采阴补阳”；比如“子淫其母，兄淫其妹，父奸其女，翁奸其媳”。更有甚者，有的反洋教揭帖宣传洋鬼配以中国人的眼睛，可以在一百斤铅中煎出八斤白银来。

鲁迅在自己的《论照相之类》曾说起他小时候听一位念佛的老太太说，洋鬼子挖了中国人的心肝，熬成油，点了灯，向地下各处照去，人心总是贪财的，所以照着宝贝的地方，火芯儿就弯曲下去了。于是洋人就发财了，洋人为什么那么有钱呢？就是这样搞来的。